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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 王道与可持续发展结合 留学回到台湾的刘兆玄先后担任过台湾清华大学和东吴大学的校长，也曾从政，担任过“交通部长”和“行政院院长”。从江湖到庙堂，刘兆玄似乎出入自如。对于王道，则一以贯之。 新京报：你刚才说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王道，像这种儒家的思想观念，怎样贯彻于当今的现代社会？作为曾经的从政者，我想听听你的切身体会。 刘兆玄：那我们先丢开武侠。我在谈王道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潮来做比对，那就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一世纪一个新的观念，也是一个显学。社会跟环境的保护之间其实找到新的平衡点是有作为的，而且越进步的国家越有更好的成果，大陆也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环境也比若干年以前有些进步。 可是谈到社会的正义，其实这个学说提出二十多年，看起来基本上是乏善可陈，他们着力也不多，除了本身很抽象以外，还有太多利益问题，或者可以说，这个问题可能用西方原来那个想法不容易解决。 我觉得，中国的王道思想如果能够跟可持续发展结合，将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简单讲，王道的思想我们很难几句话讲清楚，偷懒一点讲就是霸道的对面，每个人都知道霸道是什么，假设这样子去发展经济的话，利益就要极大化。 新京报：还可能是掠夺式的发展。 刘兆玄：你为了要极大化，不择手段，你如果把王道运用在环保上，那连孟子都知道，抓鱼的时候那个网眼儿不能太小，不能太密，你砍木柴要依照时令、季节，区分木材的种类，你不能把它砍光。孟子就已经懂这个，这个王道思想，不会去把生态环境破坏掉。 同样，这个精神如果运用在社会正义上，那我们的做法就会有修正，可是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做，从孔孟开始一直到现在，两千年来基本上所有的最后搞定都是打仗，才能把事情搞定，换句话说，是霸道在处理所有的事情，霸道在写历史。 所以，孟老夫子的论述，只是一个理想境界。但是我相信，二十一世纪我们大家都会有共识，不再用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可以作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起码这几千年来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恐怕是头一回不是战争造成的，而英国、美国的崛起是战争造成的。我觉得，中华文化如果能够有一个文艺复兴，那么就可以对世界文明做出重要的贡献。 新京报：《岳阳楼记》当中有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看过你之前从政的一些经历，在这一段生涯里面，据说是道歉最多的这么一个官员之一。你辞去“行政院长”，是因为2009年8月18日风灾。你似乎有特别强的责任感，勇于任事和担责，和武侠人物似乎有一种共通的地方，这是否也是一种“侠义”精神？ 刘兆玄：其实我都没有特别规划要做什么事情，都是随缘，我念书能够念就念，我能够找到一个教授的工作我就很高兴，就把那个做好。因为我从来不会特别去想我最喜欢做什么。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给大家可以去分享的经验。假设你心里面存在一个想法，我不一定要去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可是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然后，因为那个事情做得好的后果，就变成你喜欢它。 我刚才讲所谓侠义，在江湖上，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血溅五步之内。到了庙堂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侠义精神还是一样的。我扶弱抑强，如果我力所能及，我尽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有困难的人，底层人民的福祉我多尽一些心，这也是一种侠义。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靖难之变”后，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下落不明的史实，展开了一段生死情仇的传奇故事。故事从朱元璋铲除曾助他打败蒙元建立明朝的明教开始，设置了两条基本的情节线：一条是庙堂之上朱元璋大杀功臣，继之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迫使建文帝朱允炆在忠于自己的臣子及不计前嫌的江湖英雄掩护下，落发为僧，历尽艰险终隐居于福建宁德支提寺；另一条为江湖上中土武林各门派抵抗天竺武林霸主的强势来袭。其间穿插了明教的伺机复仇，锦衣卫的助纣为虐，“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过程，真实历史人物铁铉、方孝孺等的忠贞节操，以及郑和下西洋等等故事。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