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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人的命运》，樊树志 著，中华书局出版。
    孔夫子说过：“我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古代文人都坚持了这个传承。少小开始苦读儒家学问，并接近琴棋书画，以作为日后官场得意、情场欢欣的资本。
    有明一代的文人们，不少都把“鄙事”发挥到极致。风流才子唐寅行舟时，见对船一美女微笑，顿时来劲，放下身段，钻进此女服务的府上做书僮，几番努力，目的达成，成就了著名的“唐伯虎点秋香”。
    这一佳话并不是闹剧。史学家樊树志从前人著述中，发现实有其事，且对唐氏旧闻展开了一系列的考据和阐释。伯虎遗事，无疑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明代文人的命运》(中华书局2013年8月版）。
    唐伯虎才艺超群，很有能耐，拿过乡试冠军，推为江南第一，地方官员看重，但被扯进科考舞弊，后侥幸脱身。盛名传远，权贵青睐，却被宁王朱宸濠叛乱玷了清誉，落了个卖画为生。受宁王案牵连的，大有人在，如书法名家祝枝山。
    牵扯造反，自与仕途绝缘。唐、祝纵有奇才，再不为官家接受。也好，官场拒绝了他们，却使他们的字画诗文，成为了明朝文坛可引以为骄傲的一绝。
    明朝的文人，都有着从政的热热期望，都有着迷恋权力的干劲，但能寿终正寝者、平安着地的，不为多矣。
    刘基是朱元璋非常信任的子房在世，宋濂是朱元璋太子的授业恩师，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股肱首臣，却无一幸免于难。他们之死，死于朱元璋的猜忌，也死在自身的性格缺失上。三人当初对朱元璋相见恨晚，朱对他们青眼有加。但刘过真、宋偏迂、李会事成为了致命伤，造成和尚出身的朱皇帝不放心。对功臣宿将大开杀戒，朱延续了开国皇帝的传统。他有自己的说法，他们是荆棘上的锐刺。
    如果没有这些杰出文人的出山辅佐、睿智倾囊，也许朱元璋很难成功。虽然历史已成过往，不容假设，但历史并非必然。偶然帮助开启新江山的文臣们，不愿意沉沦为权力场上的鄙俗者，又不甘心把经天纬地的才能荒废在山野中，矛盾的心性将他们欣然为之愚忠的恩宠锻造成了一柄利剑，最后要了他们甚至他们全家、全族的性命。
    樊树志有过刘、宋不出山的假设，让刘基遵从乃母“衰乱之世不辅真主”的劝告，让宋濂留恋温树不出来做布衣皇帝的草莱侍从。也许他们会是另外一番命运，也许不能逃脱朱元璋“不为己用为除之”的黑手。樊氏是假设，我亦为猜测。李善长的命运，何尝不是个现场回答？李为首相，封公封王，颁免死铁券，结儿女亲家。当朱感到威胁时，自有办法，让你死在不能免死的唯一缺口，让你死于斩草除根的一片血腥中，即使亲外孙也不能幸免。何况刘、宋在寻找尽命世之才的机遇？何况刘、宋死于归隐山野的空隙？何况刘、宋并非死于直接令下。
    不让文臣直接死在敕令下，在明朝似乎是一个传统。刘基死于胡惟庸的毒药，宋濂死在流放途中，朱家父子都喜爱的解缙也死于朱棣一问。按理，解缙是朱元璋送给儿子的贤臣，甚得朱棣的看重，其“叩马首迎附”，足以使杀出“读书种子”方孝孺十族惨绝的明成祖聊以欣慰，故不该遭遇杀手。何况他在重新撰写太祖实录，删削靖难隐恶，更有曲笔添彩的殷勤。但这个大才子难逃一死，他把刘基臧否朝臣的本事扩大化，似乎朝堂上唯其一人完美。更有甚者，他掺和皇家立储的家事，授人以柄。他熟知历史，却忽视了类似杨修之死的诸多殷鉴，也忽视了同属先皇帝留才后世的唐代李绩聪明的典范。
    同样丧命在帝王先倚重后猜忌、非明杀而暗害的，王守仁也算一个。王氏不畏宦官刘瑾强势，为忠直言官抱不平，由朝官贬黜偏远山区，遭追杀半途侥幸得脱。贬职贵州龙场驿丞时，他在无书可读的情势下，默记旧读，静坐顿悟，成就了影响后世的心学理论。后得遇刘瑾倒台，王被起用，这位恂恂如也的谦谦君子充分展现不出世之才，在平叛宁王乱中，以杰出的军事才干取得辉煌的事功。而他没有想到，刘瑾虽亡但奸逆宵小仍在，皇帝欲赏却好大喜功堪奇。即便继任的嘉靖帝为荒唐的先帝还了赏赐，却未能改变王守仁被连遭中伤甚至蒙冤数十年的命运。让人感叹唏嘘的是，为人不断攻击的靶子，正是他念念不忘的平生学问。
    文人热心政治是中国古代官场的一大特色。虽产生了不少杰出者，但大多都难得善终。明朝开国伊始，文人几经雀跃，难逃强权的利用、钳制、摧残、侮辱、贬谪和狙杀。如李善长一般权倾朝野者不也难逃惨遭灭门的血色宿命吗？
    当初朱元璋创制八股取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激励、亢奋和支持了文人从政。大多庙堂人物，精明强干，良筹盈幅，忠效国家，服务人民。有所作为给民谋福祉的大小官员，都是科举制的生产儿，实现了文人从政的积极作用。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朱元璋鼓励文人帮助他燮理国家，但自其开始动不动便拿文人开刀。他严令内臣不得干政违者斩，而其晚年重用宦官，开启了明朝太监大国的序幕。明朝太监虽不像东汉末年、李唐中期那般，操纵皇帝的立废生死，但所演绎的丑剧更是荒诞、吊诡、惨厉：有王振导演“土木堡之变”的血腥闹剧，有朝臣拜完皇帝再拜“立地皇帝”刘瑾的荒唐活剧……还出现了魏忠贤听着“九千九百岁”而洋洋得意的搞怪笑话，甚至有宦官敢胆大包天地迫使宫女、皇妃、太妃来陪睡。这些浅薄的宦官，把文人从政的历史现象折腾得千奇百怪。皇帝们主创锦衣卫、东厂、西厂，本来是为了帮助皇帝监视百官的举动，却无形中成为了宦官们弹压和迫害有骨气、有思想、有斗劲的文化们的“核武器”。
    李梦阳卑视一切，鼎力支持内阁铲除宦官“八虎”，怎料皇帝一夜之间变卦，让刘瑾们兵权在握，给忠良干臣们以致命一击。大难不死的李梦阳在最后岁月，潦倒不振，屈辱而死。康海出面求刘瑾放过好友李梦阳，这唯一的一次不得已，却被人看做“瑾党”，为时人和后世诟病。他“大节不亏”，惨淡离去，选择寄情声伎、放浪形骸，保持了性度高迈的气节和风度、清醒和无奈、侥幸和苟活。
    晚明的李贽，以孔孟道统“异端”自居，崇尚儒家学说，又反对把程朱理学作为评价是非的唯一标准，同时痛斥批判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旗帜鲜明地提倡个性自由、官民平等和男女平等。但，纵然著名的“童心说”、《焚书》、《藏书》，推崇他在中国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但其奇谈怪论不容于当时。他成了异端之尤，成了皇帝下旨治罪、书稿尽行烧毁、锦衣卫讯问的思想另类。
    顽强是一种使人感佩的气度，不屈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精神，坚持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血性，隐忍是一种给人力量的淬炼。
    权臣争宠斗恶，佞幸大兴冤狱，明代文人群体不论在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大多怀握一种坚定的操守，迎难而上，接厉而行，无所畏惧，传承不懈。特别在晚明时期，文人阵营与宦官团体针锋相对，顾宪成、高攀龙、郑振先们在党争都演绎了不同命运的悲剧，应社、几社、复社分子本着干政卫国的信仰却不敌宦官们铁腕打击异类的惨烈。当然，也出现了钱谦益、侯方域这类敢对抗宦官而失节叛国的落水者，让其钟爱的青楼爱人悲伤不已，也为中国命运变迁史增添了一笔异样的色彩，至于他们是否属弃暗投明、曲线救国，那只有天明白地知晓。
    文人从政多成悲剧，却为中华文化之幸事。他们未能逃脱权力倾轧、杀戮、危害的命途，但有他们的文化奋斗成就了一连串的灿烂的色彩。如李梦阳的诗文、徐渭的戏曲、唐寅的书画、祝枝山的书法……至今尤为精彩和典范，给人在感伤、遗憾和愤懑之余，多了许多温柔的慰藉、叹服的苍凉、欣赏的欢欣。
    樊树志依史为据，客观为文，援引当时和后人笔记，勾画出两百多年间明代文人从政成仁取义、犯颜极谏、重义轻利、笃于故旧的碧血情怀与青史长卷。
    温树虽美，却难隐鱼水之祸。风雅至胜，当抒发仁义所求。触摸那些特殊时代文人的命运，既要清醒地把握他们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实现，也要警醒地对其或直或曲、或刚或柔、或智或愚做出理性评判。
    樊树志写《明代文人的命运》的风格，不同于一般学人的写法，仅是轶闻旧事、爱恨情仇、权力争斗……他坚持以历史的维度挖掘传统士大夫的千妍百态，更是从人性的深度去评论权力场上的不同命运归宿，引导读者对历史、对现实、对文人内心世界作真实的探索。这无疑让我们对掩饰在五百多年前甚至更长或更短时间里的人事，有了些新的认识和理解，理解知识分子生而不贱、从事不鄙的高度。
    书生报国须智慧。在那重典驭世的年月，中国士大夫们面临境地多难：或为当时所不容，或为后世所不齿，或隐忍泉林而不甘，或啸傲士林而忐忑……林林总总，过去了的那些血色现场与背后，似为一种宿命的坚持和选择。那乏力的挣扎，那倔强的反抗，那斑驳的光亮，那痛苦的刚猛相济，那沥血的壮猷伟略，启蒙我们重新发现在孤独的灵光点点里，映藏着一面镜子、一群写照和一张写满对与错的功过表。
    作者简介：
    向敬之，湖南临湘人，现居长沙。书评人、历史学者、词作家。《中国纪检监察报》、网易历史专栏作家，今日头条、腾讯签约作家。曾获中宣部优秀作品奖、中国音协歌词创作银奖、全国红色经典作品书评征文第一名。长期在《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南方都市报》《上海证券报》《经济观察报》《新民周刊》《新湘评论》等发表评论、随笔，500余万字。另在《音乐创作》《儿童音乐》《音乐生活》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发表、播放歌词400余首。《梦回长江》《喊海》等10余首歌词编入教育部等主编的小学、幼师、大学音乐教材及《中国当代最佳儿歌选》《中国儿歌大系》等。著有文化评论集《现场与背后》《敬之书话》（三卷本）。明清史随笔集《康熙的臂膀哪根长》《天命汗家族的恩怨》等即将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