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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十五讲》，孙昌武著，中华书局2016年8月第一版，58.00元
    孙昌武先生长期以来从事中国佛教文学、佛教文化研究，著述丰硕，在学界、教界影响巨大。对于禅宗，先生早年即有《诗与禅》（台湾东大出版公司，1994）、《禅思与诗情》（中华书局，1997初版，2006增订版）等论著问世，从禅文学、禅文化角度对禅宗作出过精深的研究。《禅宗十五讲》是孙先生最近推出的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禅宗历史发展和理论演变的专著，尽管根据丛书的性质和要求，在写法上力求做到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雅俗共赏，但这种形式上的调整并不能掩饰其真正的学术性质。实际上，这是一部在材料和观点上都相当新颖深刻的中国禅宗发展史和禅宗思想史。全书蕴含着犀利尖锐的思想观点，对于中国禅宗史的研究和开掘具有重要意义。
        一
    作者是将禅宗史放到整个世界宗教发展的大趋势下去观察、去认识。孙昌武先生反对那种仅仅将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仅仅从教派内部的发展演变来认识禅宗的观点。如果考察的视角严重地限于某个局部，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禅宗发展的思想史意义的揭示就很难深入。他认为，禅宗既是宗教运动，也是思想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文化运动（第307-358页）。只有从这三个层面来解释，才能认清禅宗的真正价值所在。根据这个基本观点，《禅宗十五讲》将研究的视野放大到整个世界宗教发展的大背景下，并以此统摄全书。
    论著第一讲首先从“禅是不是佛教？”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出发，一开端便将读者引入到近代以来佛教研究的一大“公案”中：以“本觉论”为核心的中国大乘佛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佛教？禅宗自诩“教外别传”，当然意味着它有别于传统佛教，但这种民族化、本土化的宗教只是一种简单的“格义”或如某些人所攻击的“伪造”吗？如何理解这种“教外”的性质？其思想史的意义究竟何在？中国禅宗祖师们为何强调禅宗是“真正体现佛陀救世本怀的另一种佛教”？其“本怀”又究竟何指？综合这些问题，孙昌武先生在整部书中提出一个具有相当创辟性的观点：近代以来“批判佛教”的观点在看似“偏颇”的表层下不无一些合理的成分。实际上，整个汉传佛教经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佛教“中国化”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通过这样的“革命”创建起独具特色的“汉传佛教”体系；禅宗又革新“汉传佛教”的传统体系，另外创建一个体系，进行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但这两种“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佛教“中国化”的“革命”基本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土思想、文化传统，纳入到中国专制统治体制的过程；而禅宗的“革命”则是力求解决在它形成之前佛教“中国化”过程中造成的诸多矛盾、严重困境的过程。（第14-15页）这段话堪称《禅宗十五讲》一书最核心的观点，它的提出正是基于对整个世界宗教发展的考察之上的。
    在论著行文中，孙昌武先生多次引用欧美、日本等国学者有关世界宗教发展过程的论述。例如引述美国学者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中的一段话，“正是由于宗教发展的深层危机以及从这些危机中诞生的宗教创新更新了宗教传统本身”（第95页）；引述余英时先生的话，“如果个人与超越真实之间的直接关系确是近代型宗教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禅宗和基督新教无疑同具有这一特征……禅宗也是把人的觉悟从佛寺以至经典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至少不能不承认惠能的新禅宗确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运动了”（第364页）；引述美国学者史丹利·外因斯坦《唐代佛教》一书中对“安史之乱”之后佛教思想变动的概括，“与唐朝前半段所兴起的佛教各宗派以深奥复杂哲理体系为特征相比较，安禄山之后的佛教最大特色就是‘俗化’通”（第188页）；论著还引用钱穆先生的一段话，“韩愈……并不能辟佛，实际真能辟佛者，转载佛门下之禅宗”（第12页），等等。这些引证都站在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高度，概括出禅宗产生的思想史意义。
    但孙昌武先生对之又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为什么禅宗的“革命”与新教“革命”的结果迥异？在对新教发展过程作出一番分析之后，可以很明显地得出结论：对专制体制的突破和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宗教的发展也是整个人类思想观念变化的表现之一。他指出，欧洲支持宗教革新的有发展相当成熟的、实力相当强大的市民阶层，有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而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体制牢不可破，以儒家经术为主导的儒、释、道三教调和方针为维护这一体制提供了思想保证。禅宗早期阶段，作为领袖的道信、弘忍、惠能等都是活动在民间的下层“游僧”，但到了晚唐五代，各大丛林的领袖人物基本都是地方割据政权供养的“宗师”（第366页）。这样一来，唐代禅宗的“革命”最后“只有回归传统，别无出路”，以失败告终，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通过这种分析，既揭示了中国中古时期这场禅宗“革命”的宝贵思想价值，又对其最终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给予深刻反省，表达出强烈的遗憾之情。
        二
    作者将禅宗史放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去分析。那么，唐代禅宗“革命”的思想史价值究竟何在？“辟佛”的本质意义何在？孙昌武先生也没有仅仅从宗教内部的思想变动方面去寻找原因，而是将其放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作出更为深入的考察。这种背景首先包括对社会经济变动作出的描述。孙昌武先生对于以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为代表的“黄梅禅”的产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黄梅兴起的这个新宗派对大乘佛教心性理论作出自主的重大发挥，具有动摇、否定传统经教的神圣性与稳固性的意味，实际是创建一种‘教外别传’的新的传统，……是一种全面革新的新佛教。”（第91页）。那么，这样一种“新佛教”产生的历史根据是什么？本书第五讲《黄梅禅风》，用了整整一讲的篇幅，对此作出非常充分的研究，用大量的材料和精密的分析，揭示出一场宗教思想革命在当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根据孙昌武先生的概括，共计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是黄梅僧团不依附、服务于朝廷、权贵，它面向民众、扎根民众之中，适应民众信仰的需求。其次，新的僧团靠自力谋生。不再做受众人供养的“僧宝”，而是自谋生计、自我修行的劳动者。第三，一反南北朝义学拘泥经典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继承、发掘大乘心性思想，建设起简要精粹而又适应实践的新宗义，使严重偶像化、经院化、律仪化的佛教变成纯任自心、反对教条、张扬任性的新佛教。第四，反对神秘主义和他力救济信仰，体现鲜明的中国文化固有的理性精神和人本观念。第五，黄梅僧团本来形成于民间，组织上具有自由开放的性格，有利于培养人才。（第97-115页）以上几个方面，并非空洞地提出若干原则，而是有大量材料的支撑和分析，因而其结论是相当扎实的。
    对这场禅宗革命中涉及到的戒律改革、教学形式改革等等，也都作出全面深入的论述。孙先生指出：到中唐时期，禅宗形成不同于佛教传统的戒规，包括僧人行为规范和僧团的组织形式、营运方式。这套戒规是在禅寺作为新型的庄园经济实体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进而对传统戒律进行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第219页）对于禅宗修行、教育方式的变革，论著所作出的论证更加给人以启迪：“作为禅修场所，不舍佛殿，惟立法堂，体现反对偶像崇拜的精神；取消拜佛礼忏制度，则反映了自性自悟、自我解脱观念。……由长老主持聚众讨论的修学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大僧讲经授法的灌输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激发起每个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领悟，也使每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第220页）实际上，在唐代禅宗的修行、教育方式中，已经基本摆脱经院化的模式，孕育了后来如宋代书院乃至欧洲近代意义的大学教育的雏形，这也正是这次宗教“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辟佛”真正的思想史意义即在于“否定对于任何外来权威、偶像的崇拜”（第229页）。在中国传统专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勇于冲破网罗、破坏偶像的精神是十分稀缺、难能可贵的。
    在论述禅宗发展过程中，论著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文化的大背景。比如论述唐代儒家经义之学的发展时，指出：“学术史认为唐人不重经术。唐代经学著述不多是事实，但经学的成就也不可忽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学自唐初已适应时代形势开始发生转变。正是这种思想、学术领域普遍的批判、革新的潮流，推动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第121页）而中唐时期儒家经学的发展也同样与禅宗思想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同步状态（第202-204页）。宋代之后，禅宗思想“已发挥到绝对程度，不再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了”。即使呵祖骂佛这种本来属于禅宗“革命”的行为也“成为空洞、虚聒的口号”（第270页），但宋代之后的理学、心学等学术又大量借鉴、取资于禅宗思想资源，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第318-340页）。这些研究真正将禅宗发展纳入到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所得结论也是非常深刻和耐人寻味的。
        三
    以上，笔者就《禅宗十五讲》一书阅读心得作出一些概括，最后想结合个人在近年阅读包括孙昌武先生著作在内的大量佛教研究论著后产生的一些想法再略谈一点生发出来的感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应该既包括具有统治地位的集权专制思想，也包括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因素。比如《易·系辞》提出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思想；《左传》《国语》中有关“和而不同”的阐述；老、庄思想中关于人的绝对自由的理念等，其实都蕴含着将人类社会导向民主、平等、自由发展的思想要素。或许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而后世思想的发展始终在此界域内展开、摇摆，在某个时期某种倾向占据上风，另一时期另一种倾向又占据上风，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或许可以有助于解释孙先生关于“两种‘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截然不同”的现象。
    此外，根据“殊途同归，一致百虑”的观念，人类思想是超越民族性、国家性的，乃是一个整体，所谓“西方”的思想与“东方”的思想在本质上也是相通的。结合唐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后期，大量禅僧东渡日本、韩国等国，向外传播禅法以及元朝时期大量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的事实（参看俄国学者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从东方到西方》（商务印书馆，2012年）等论著），近代西方的宗教革命乃至整个启蒙运动、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等，其中也包含着相当多的东方文化成分，其根源未必完全属于“西方传统”。换句话说，一场思想革命，可能在一个地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可以归之为社会和历史条件不成熟亦即佛教所谓“因缘不具”，但其根本精神可以转化为其他形式或外传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待其条件成熟之后，而出现各种“变种”，从而推动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其中亦深刻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乘佛教贯穿着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精神——这或许可以视为佛教之真精神命脉之所在。当我们从精神实质上比较禅宗“革命”与欧美“新教”革命的时候，这一点也是应予考虑的。不管怎样说，“禅宗思想革命”这一命题，自胡适等人提出后，至孙昌武先生这部《禅宗十五讲》得一充分论证，得一圆满结论，意义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