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学者）

刘绍铭钻研中国古典说部多年，深晓话本演义舌灿莲花的本事。每用说书人口吻，转述的各色人等化身为说书场上的角色，绘声绘色，化高头讲章为乡风市俗，百姓闲谈。很多时经过刘公转述的内容比原文更生动，更好玩儿，更能显现其中的精彩。

爱读刘绍铭的随笔，读时每每羡慕，乃至嫉妒，他一篇又一篇，起得像这样的上好题目：《卡夫卡的味噌汤》、《番薯破腿多》、《驴乳治相思》……题目起得“响亮”（有声有色），文章已是做好了一半。貌似妙手偶得，匪夷所思，其实是读书极多，阅世极深，修行得来的功夫。最重要的是虽然读书极多，阅世极深，却仍然对人间百态有一份执著的好奇，仿佛总在守候那表面光滑的文本或现实，几时闪出一个“精彩的破绽”，立即兜住芸芸众生（包括自己）啼笑皆非的瞬间，顺手安放在妙趣横生的题目中，兀自燃烧。我把这种守候，这种执著，叫做“阅（世）”和“读（书）”的“专注”。

那又如何理解刘绍铭散文写作的“随”与“放”？譬如，从晚清林纾高产的听译意译，扯到张爱玲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为美国新闻处辛苦的译作，你始终不晓得这和题目《为了吃一顿饺子》有何干系。直到结尾才点到内地作家莫言答记者问“走上创作道路之缘由”，方知笔耕皆为稻粱谋，作家的高产诚然是因了才情横溢，很多时却是“贫来驱我去”。你于是明白，笔墨游戏一如游戏人间，非“专注”而不能为。

刘绍铭随笔中最见功力的笔墨技巧是“转述”。“转述”与学术论文中的“引文”不同，“引文”乃援引权威（经典的、政治的、历史的）来支持自己的论辩，必须注释周详资料完备，使写作成为某种学问体系的一部分。随笔很少为“转述”注明出处（有炫学之嫌） 。随笔作者凭记忆而引述或转述，不像论文那样对引文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步步为营。在随笔中，转述是作者跟他人的对话，不是提供知识权威的独断声音。正如蒙田所说：“我引述别人，是为了让我自己说得更清楚”，“我让别人替我说我自己不能说的话”。刘绍铭钻研中国古典说部多年，深晓话本演义舌灿莲花的本事。每用说书人口吻，转述的各色人等化身为说书场上的角色，绘声绘色，化高头讲章为乡风市俗，百姓闲谈。很多时经过刘公转述的内容比原文更生动，更好玩儿，更能显现其中的精彩。

刘绍铭关心的话题包罗万象，却也不是没有若干重点，“语言”就是其中之一。几十年做翻译，教翻译，评翻译，乃是风雨平生中的志业，含“英”咀“华”，能不依依？人溺己溺翻译事，中英对译的可能与不可能，信和达和雅，难信难达难雅，牵连文化价值的比较、交流、沟通和跨越，最是为刘公念兹在兹的事情。

刘公年轻时曾以“二残”笔名写过小说，经过夏济安师的点拨，发现散文随笔才是自家所长。这也是或一意义上的“量才适性，以身弘毅”了。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兰姆、美国的梭罗，他们写的这种叫Essay的文字引进中国，“五四”文人一时找不到对译的名称，鲁迅写“随感录”，周作人作“美文”，林语堂呼唤“小品”，也有音译为“爱写”的。最后称之为“随笔”，大约聚焦于这种文体的最重要特征：在现代公共空间发表个人的“思索”，因而是一种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文体。这就说到了“典藏”的意思了。因为我们业已处身于这样的时代，建立在印刷与阅读文化基础上的公共空间正在快速萎缩中。此时此刻，还会有谁，投身“玩儿字的玩艺儿”，咬文嚼字含英咀华？还会有谁，敏感于语言的多元歧路，琢磨文化沟通的艰难？还会有谁，以身弘毅，在官僚语言和后现代呓语的缝隙中守候新鲜的语词和话题？──幸好，我们还有“典藏”(因版面篇幅所限,本文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