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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下百姓寄命于农，徽州百姓则寄命于商”，其间又蕴藏着几多的辛酸和无奈啊！徽商的崛起既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 慧 远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前两句写徽州的富庶，后两句写他个人对于徽州的眷恋。可见徽州商人富甲一方，早在汤显祖的时代就已经远近闻名。关于徽商致富的原因，一般论者大都从宏观的时代文化背景入手——诸如彼时出现的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去分析徽商创造出的财富神话。这种分析虽然并无不妥，却未免失之于笼统，比较而言，汪崇筼先生的《徽商密码》最大的特点，即在于以大量微观、感性的细节，以及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他们所象征的“徽骆驼”精神，来揭示徽商的崛起并兴盛五百年而不衰的深刻内因。 宋代徽州山区，有女孩子的人家，为什么会种很多树？明代徽州府，为什么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家庭，能够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所谓“无徽不成镇”的俗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徽商最富有的家族，到底拥有多少资产？如此种种，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却对解读徽商成功的秘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汪先生也恰恰抓住了这些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以一种既不违背历史真实，又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插科打诨”——亦即“正史杂谈”的方式，对徽商的成功轨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汪先生看来，徽商之所以能够真正走上历史的前台，首先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明初朱元璋的“改革开放”，也就是盐业经营体制由国家专卖制转化为国家垄断下的合法商人经营制，是为外因；另一个是徽州人自身所拥有的一种拼搏进取、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是为内因——虽然体制的变化意义重大，但归根结底，还是徽州商人能够紧紧抓住机遇，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山，才终于成就了他们兴盛数百年的商业传奇。 应该说徽州商人其实是从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的，他们既要面对重农抑商的时代大环境，又要面对徽州山区地少粮缺的客观事实——环境之于商人的歧视如此，现实生活的困顿如彼，对于徽州人来说，与其困守一隅，不如奋力一搏，所谓“天下百姓寄命于农，徽州百姓则寄命于商”，其间又蕴藏着几多的辛酸和无奈啊！按照明代万历年间的史料记载，当时徽州人已有百分之七十是靠在外地经商的收入维持生活，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徽州人是靠在本地务农的收入过日子，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徽州人都要远离家园，背井离乡，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忍受着时人的歧视，在辛苦、忙碌的商业经营中讨生活。徽州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当是彼时徽州人最为真实的生活写照。然而，身处逆境的徽州人终究还是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逐渐挣脱了传统自然经济的束缚，加入到新兴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行列中来，闯出了一个“无徽不成商”、乃至“无徽不成镇”的境界，而昔日的穷乡僻壤，也因此走在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前列。 读汪先生的《徽商密码》，可知徽商的崛起既是一个财富积累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政策的倾斜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毫无疑问，人，才是决定徽商崛起的关键因素。诚如汪先生所言，徽商的概念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崛起的社会群体，但这个社会群体毕竟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组成，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就决不会有徽商这个群体的辉煌。事实上，汪先生在追述徽商致富的轨迹时，写及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这些人物本身即显示出一种奇声喧哗、多元杂陈的状态。诸如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大儒戴震，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程瑶田，专门为徽商作传的汪道昆，大器晚成的内阁二辅许国，另外还有不愿做县太爷的凌庭堪，不治家产的程晋芳，等等。从身份上看，他们或者是商人，或者是儒者，或者亦儒亦商，或者干脆就是一些闲散的文化清客。显而易见，徽商的崛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动的决不仅仅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改善，对之相对应的还有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徽商的成功，才真正打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的社会格局，进而个人的价值得到体现，个人的欲望得到纾解，文人阶层本身出现松动和分化，他们的人生选择也就显得更加丰富而多元。 从题材上看，《徽商密码》应该算是一部学术著作，但汪先生的写作手法却立足于学术著作与通俗作品之间——他将全书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另一条是虚拟的现实生活中的故事。这两条线索既互相穿插，却又彼此独立，前者是为全书的主线，后者则用于推动前者的讲述；主线中自有逸闻野史、民间传说，辅线中也不乏插科打诨、故事闲篇。二者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不偏离主题，又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虽曰“正史杂谈”，但所有的内容均以真实的史料为基础，决不胡编乱造。尤其难得的是，汪先生解读徽商密码，亦时时与当下的社会经济生活相互对照，在充分揭示出徽商成功奥秘的同时，亦使之显现出一定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