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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上水船歌美如斯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华书局 newdu 参加讨论

    《上水船甲集》,28元  《上水船乙集》,29元谷林著,止庵编 中华书局 2010年1月
    谷林先生的文章我一直爱读,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总把文章发在外地一张小报上,我还因此订了这份报纸。谷林先生知道后,亦觉欣慰,还在《求其友声》一文中提及,这很让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读书人之间的灵犀互动吧。我曾在十年间两次拜望他,第二次去时,他能说出我第一次上门时的种种细节,语带戏笑,令人备觉亲切。
    斯人往矣!现止庵先生将他的集外文章编为《上水船甲集》与《上水船乙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加盖谷林名章闲章后寄赠,教人爱不释手。早春时节,我将这两册书细读一过,虽然大部分文章先前已读,再读还是津津有味,并有新收获。这就是谷林文章的魅力了:它耐读,有底蕴,有真情实感,而且不是一遍就能读透。
    我以为,乙集中《闲翻书》一篇,是颇能代表他的风格的。此文从孙犁《书林秋草》中的一则书话说起。孙犁在写了往年书店门市部扰攘的情景后,笔锋一转,说到“文革”后期,某日雨后,在该书店小学部课本柜中,检得一本商务版“国学基本丛书”的《国语》。谷林评曰:“从‘此书’之被误列门庭,略可推知‘该书店’经营者的大致年貌。孙犁文字简妙,往往意在言外。”行文中时有读书得间、有滋有味的评语冒出,这正是谷林文章的一大妙处。随后他就将家中所藏的两种《国语》都翻出来。两本他都读过。究其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曾有一通昭告天下的电文中引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八字,一位老友请查出处,当时也曾用力,却因事忙未果。后来上海书店影印胡朴安编的《俗语典》,在此条下有注云:“见《国语》。”但仍然忙,一直拖到“致仕颐养”之年才有机会还老账,顿觉轻快之至。不料查完一本,未见此语。乃换一册,“决心赔贴精神,粗读一遍。三天下来,有失有得:失的是,《俗语典》所注不实,《国语》中无此八字;得的是,《国语》大有意趣,嘉言善语联翩。”
    谷林还说起1939年偶尔谈及一个同事的姓名,如今读《国语》,才知出处在此,“意外邂逅,愉悦非常”。他把自己这种闲读形容为“如夸父追逐日影至于禺谷”。拥有这样一种读书心境,而且能趣味盎然地写出这种至乐,是谷林文章的一大特色。后文则是他查核了孙犁《书衣文录》中诸条书话的来龙去脉,又对孙犁《曲终集》中的一条题记生出了“寂寞苍凉的感慨”,还对孙著的各种版本作了一番极具专业眼光的评判。静读细考,明察秋毫;以心感心,无声有声——这种极静极细、情理交融的读书状态,被谷林推到了极致,这也成了他文章的最基本最美妙的形态。
    可以说,谷林先生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和书有关的。他说过:“由于我不善打弹子,我从打弹子的队伍中被排挤出来,交不上朋友。这样,转了向,我找到了书,就与书交上了朋友;接着,又正是通过书,我更结识上了老老少少的朋友。”(《求其友声》)他晚年的书斋生涯是清冷的,他享受着这清冷,但其实也有一种内在的“热火朝天”的趣味在。他因李国涛的一篇文章翻出了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用的是陈寅恪的方法,他记起杨联升赠周一良的诗“寅老家风学步难”,便想再读陈寅恪的书,而手头恰有孙机和杨泓的新著:“新得两先生又一册合作《寻常的精致》和孙先生另一种《中国圣火》正待展对,如今周先生的札记和寅老的一捧文集恰似匣中宝剑戛然长鸣,阵脚大乱,不知如何铺排才好。……‘胜地欣逢新旧雨’,真正是意外的欢喜。感谢!感谢!”(《“羽扇”架起一座桥梁》)读书人的繁忙和快乐,如闻如见。
    
    丁聪画 (谷 林/图)
    当年岁渐老,读书愈来愈困难时,他仍耽读不休:“而目力已花,灯下不能看书,即在大好的晴天白日,也不能久读,因之有所搁置亦属难免。……可是纵令记性退化到隔日尽忘,只要我略剩目力,那么,今天我依旧不能手中没有一卷书。”(《羽翠鳞红续录》)就我所知,谷林先生的最后岁月正是这么度过的。清冷,苍凉,却也是一种福气。
    如果以辞章、考据、义理而论,我以为,谷林先生是考据第一,辞章第二、义理第三。他的静读细考,在“闲读”的范围内,可说是当世无两(专业研究又当别论)。这正如他的字,娟细到如此一丝不苟,我只见过三人的类似真迹,老一辈的是俞平伯,年轻一辈的就是赵丽雅了。这是字如其人,文如其字。他作文十分用力,“上水船”之说即与辞章相关:“时欲曲尽胸臆,求安一字,竟也有过‘旬月踌躇’的苦辛,此所谓‘上水船’也。自然没有容与中流之乐,而打桨摇橹则是加倍的费劲。”(《〈情趣·知识·襟怀〉题记》)他文辞优美精准,落笔常如老吏断案,但偶尔行文略显艰涩,稍有用力太过之感,可见他说的都是实话。
    至于义理,我觉得谷林先生是有意回避了一些比较重大、敏感的话题,内心则对一切保持着独立思考,这从集内的不少文章都可看出。他的阅读兴趣很广,记得有一次见面,他说正要读王元化一篇论卢梭国家学说的长文,而且一定要读两遍。可见他其实是事事关心的。
    谷林先生在书界文苑自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但与张中行、舒芜等并不一样,与王元化、费孝通等就更不同了。前些年就见有年轻朋友编书撰文,似有意要推他为天下文章第一,我内心期期以为不必。这既不客观,也不合于一向低调的谷林的本性。我想起诗人曾卓对优秀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评价:“他所追求和喜爱的,是他的心所能感应的东西,而他的心是过于柔和了。他的作品单纯、明净,有着诗意,然而在题材的选择上就有了很大的限制。……他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觉得他作品中的某些素质,正是我们的许多作品中所缺少、然而应该具有的。”(《美的寻求者》)谷林在中国读书界的地位,正相当于苏联文坛的巴乌斯托夫斯基。
    在我第一次和谷林先生通信时,曾称他为“前辈”,当即被阻止,说一是显得远,二是显得他更老了。此后我再未以此相称。现虽已隔那么多年,且已天人相离,我还是遵前约,以忘年朋友身份举笔。尽管在年岁上相差太多,交往也并不密,但我确信,我们的心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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