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9日 20：解放周末·读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慧远所谓“中研院”，全称为中央研究院，原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鼎盛时期称得上是 “大师云集，气势如虹”，一举开创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局面，并以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岳南先生的新著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即以中研院从组建到迁往台湾的历史线索为经，以蔡元培、傅斯年、陶孟和、陈寅恪、李济、梁思永、叶企孙、胡适等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为纬，全面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界风貌，进而讲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战乱频仍、时局动荡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忍不拔、矢志报国的拓荒精神。 正像种子的萌发需要合适的气候与土壤那样，大师的出现，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应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并不具备这样理想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且不说彼时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单是政治的黑暗和频繁的战乱，已经足以成为羁绊学术自由的绳索。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显然还具备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为时人打开了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而军阀割据与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许多专制政治所难以触及的“空白”地带，这些特征于无形中为学术大师的出现创造了一些必要的外在条件。 作为一位 “擅长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进自己的文学中”的考古纪实作家，岳南先生不仅追踪大师们一生的步履，对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交待得非常清楚，同时也注重探讨大师们的学术贡献，尤其对他们的个人命运及其造成这种命运的各种原因进行了深度挖掘。岳先生对自己写及的人物既有正名，也有还原，其中无论是风度翩翩的胡适，还是霸气十足的傅斯年，在他的笔下既有“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大师风范，也不乏普通人那样的真性情的另一面。比如，他写傅斯年，突出的就不仅是傅氏“不会拐弯的直筒子‘大炮’”的率真个性，他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操控一切，渐渐形成了同曾国藩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格局”，为史语所带来了不良后果。岳先生对中研院的复杂内情与纷纭人事多有披露，对纠缠其中的宗派斗争和学术争端之分析亦极有见地。另外，他写及的梁思永夫妇为生活所困，忍痛卖出女儿的洋娃娃，以及叶企孙晚年以乞讨为生的惨痛细节，在催人泪下、荡人心魄的同时，也能够让后人真切感受到那一代知识分子身处大时代的无力与无奈，诚可谓“其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 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术思想界，大师云集固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更加让人感喟不已的，则是他们在那个多灾多难、风雨飘摇时代的个人际遇与作为。从组建之日起，中研院即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院址在时局的动荡之中不断被迫迁移，中研院同仁则无不在艰苦卓绝的处境中苦撑度日。尤其在抗战期间，中研院同仁在战火纷飞之中千里辗转，最后落脚在西南一隅的穷乡僻壤。但是，他们虽然饱受饥寒交迫之苦，却能啖苦若甘，于乱离之世开创出一片蔚为大观的学术园地，体现出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筚路蓝缕、勇于承担的精神风骨，让人不能不由衷赞叹。 或许，针对于当今时世，所谓的“大师”云云，已然成为了一个因泛滥而贬值的廉价招牌。岳先生的这本书不仅刷新了“大师”的概念，他同时也以大量生动、感人的细节，让那些即将被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大师，重新呈现在后人面前。 （《》，岳南著，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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