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梁思成 “文明”一词，在中国文献中最初见于《易经·文言》中：“天下文明”。西文中Civilization一词译作文明，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与“野蛮”相对。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的文字最为重要①。 目前，世界各国的大多数学者都公认，应当把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的具体标志。尽管在世界各国、各地区，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异，历史发展速度不同，致使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不整齐划一。然而，文明诞生的同时，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意味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人再持异议了。 城市，是人们所公认的人类三大文明标志之一。“没有城市，文明是难以想像的。”②那么，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人类在保持好生态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如前所述，无论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力量是什么，文明与享受文明，都必须依赖于物质生产者所进行的劳动及其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必须先有农民、牧民、渔民、伐木者、手工业者等生产者进行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才有了文明的开端③。换言之，这些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剩余产品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开始出现所具备的必须条件。同样，没有这种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城市。而没有这种剩余产品的持续供给，城市也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的出现和进步，总是在具有肥沃的土壤，而且具有可靠水源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并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④ 埃及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人们也普遍认为，埃及是名副其实的“尼罗河的赐予”。这是因为尼罗河这条延伸在北非广阔的黄色沙漠之中的翠绿色河谷，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起着非凡的作用。它滋养了埃及五千多年的文明。而尼罗河三角洲和狭长的、肥沃无比的洪冲积平原，正是尼罗河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逐渐沉积而成的，甚至连埃及本身也是由来自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刚果、苏丹等国的“贡品”——水、淤泥和腐殖质造就的。正是这块肥沃的冲积平原以及每年都要给补充的富含腐殖质的沉积层，产生并滋养和维持了埃及悠久的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产生，正是由于它拥有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及其所在流域富饶肥沃的土壤，这样一个既适宜于原始人类的生存，又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诚如尼罗河流域一样，两河流域所拥有的，具有超级生产力的土地使得农民能够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并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从田间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才会涌现出众多的城市、壮丽的宫殿和神庙，各种艺术品、楔形文字、数学、历书、天文学、法典以及其他文明进展的证据等等。 同样，印度的文明亦首先产生于具有优越自然条件和肥沃土壤的恒河三角洲。 纵观世界历史，追根溯源，人类似乎总是沿着这样一个模式在发展着自己的文明；每一种文明在诞生了它的土地上兴旺、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了这种文明的人们便会变得越来越开化。然后，他们发现当地原有的土地已不再能供养他们，于是就开始征服并夺取他们邻居的土地。他们利用这样掠得的新土地，使他们的文明持续了数个世纪。而当他们在达到了自身所能征服的极限之后，他们的文明就开始衰落，最后终于被周围的“野蛮人”所吞没，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以后一个新的文明又会在一些半开化的“野蛮人”所占有的土地上兴起，接着又重复着上述的模式。当然，这些古老氏族盛衰的具体原因和过程不尽相同：有的是被他们自己曾经驯化与教育过的半开化的“野蛮人”所征服；有的则被他们影响范围之外的“野蛮人”所倾覆；还有的则是被比他们更强大、更文明的氏族所侵占。而在一般情况下，政治的腐败与经济失调加速了这些古代民族的衰落与灭亡。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情况，这种衰落总是出现在人类耗尽了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并支持他们生存的地力之后⑤。 历史事实虽然可以证明，覆灭的文明绝大多数是因为打了败仗，城市被毁灭了。但是，只要支持文明的资源还存在，那么在每次暂时衰落之后总是能够再一次建成新的、更加进步的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是这样，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地域相当辽阔，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又相当复杂，尤其是在文明起源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在祖国大地上争妍竞秀，而且常常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织成一幅瑰丽的图景，为后来独特灿烂的中国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例如，中国文明出现的前夜的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上游地区，是继承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的氐羌文化区；在黄河中游地区，是继续仰韶—河南龙山文化的华夏文化区；在黄河下游及江淮流域，则形成了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区；在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具有湖北龙山文化特色的苗蛮文化区；在杭州湾两岸及太湖流域，存在着由良渚文化孕育形成的吴越文化；在燕山以东的长城内外，又形成了由红山—富河文化为主的燕辽文化区。考古研究证明，在上述六大文化区中，中原华夏文化区在中国文明即将诞生之前，便已居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的核心地位，奠定了它在未来作为中国文明发祥地的坚实基础。这不仅是因为在远古时期，黄河流域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既具有温暖湿润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以及松散肥沃的土壤，而且其土壤的肥力远远超过了其他流域、地区⑥。这便是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文明摇篮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前1000年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终在中原地区，且是沿着长安—洛阳—开封这一东西向的轴线呈徘徊式的移动；后1000年中才逐渐向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南京—杭州地区转移。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也孕育了代表人类文明的城市。“城市”一词，最早见之于中国典籍的，当推战国时期的史籍中。 《韩非子·爱臣》云：“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⑦“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⑧。但是，在实际上“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在古代是指在一定的地域上用于防卫而筑起的城墙。“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⑨“城为保民为之也”⑩；“城者所以自守也。”所以，这时的“城”实质上只是一座具有防御性的“城堡”，它仅仅是作为统治中心而存在的。在古代诸凡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称“城”。“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即买卖交换商品的场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城市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感觉到的客观实体，防御功能的“城”与商品交换的“市”已经结合到了一起，才会在语言中出现“城市”一词。然而，“城”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语言中形成人们约定俗成的语词，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私有财富的出现和积累，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发生掠夺财富的斗争，筑城自守就显得非常必要，“城”也便应运而生。而在古代文献中关于这一时期“城”的记载。诸如“黄帝始立城邑以居”，“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黄帝筑城造五邑”。“夏鲧作城”，“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以城郭以始也”等，而且也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多座城址，如城子崖、后岗、王城岗、平粮台等。这些城址大都是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个别可达中期。这与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古史传说是完全吻合的。但是，如果从“城”的最初职能主要是为防御而论，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就已有了防御性的设施。例如，在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的四周都发现有人工挖掘的壕沟，并在壕沟内侧设有栅栏。它们所起的防御作用，与早期“城”的功能是一样的。那么，仰韶文化时期居址四周的壕沟和栅栏，作为中国城池的萌芽或征兆，也是完全可以的了。 （下转明日28版） ①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7月，第79-80页。 ②[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表土与人类文明》，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8月，第7页。 ③《表土与人类文明》，第6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60页。 ⑤《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1页。 ⑥《禹贡》，我国先秦时期重要地理著作之一。该书以土壤种类与土壤肥力为标志，以名川、大山与海岸为根据，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将土壤分成八个等级，其中雍州（今陕、甘、宁、青黄土高原与河西走廊）属上上等，徐州（淮河流域）属上中等，系九州中土壤最肥沃者。 ⑦《战国策·赵策一》。 ⑧同上。 ⑨《礼记·礼运》。 ⑩《谷梁传·隐公七年》。 《墨子·七患》。 《周易·系辞》。 《淮南子·原道训》。 《黄帝内经》。 《中州杂俎·都邑》 《吕氏春秋·君守篇》 《淮南子·原道训》 《吴越春秋》
高立林点评《营国匠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