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回光返照 110年前，力渐不支的大清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一场新政轰轰烈烈地展开，后人称之为“戊戌变法”。 这次回光返照仅持续了103天。随后，一场由慈禧太后主导的政变，在一夜间否定整个新政。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等事接连发生，变化之快，让整个帝国都摸不着头脑。 清代宫廷最不乏谜团。这次新政起始与终结的突然性，以及一波三折的过程，留下了太多的疑问：新政期间，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到底如何？慈禧对新政的态度究竟有否变化？袁世凯告密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疑问不但引出了研究成果，更提供了娱乐化的效应，诸如大刀王五一类的传说都与这场诡谲的政争联系到一起，可见其纷杂态势。 近日，一本《》出版，再度聚焦于“戊戌变法”。作者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对新政做了一次理性的梳理，对康有为的作用、“帝党”“后党”之争、袁世凯与光绪的关系、新政失败原因等等，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其分析很值得读者一观。 边缘人康有为 历来提起“戊戌变法”，康有为都被视作主导性人物，《》却给人另外一种感觉。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曾给予光绪很深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整个变法期间，光绪只与之见过一面，而且据作者看来，这次会面相当不理想。并且，光绪仅赐给康有为一个总理衙门章京的官职，未使之进入权力中枢。对于康氏的“旗手”身份来说，这一点令人难以接受。 整个新政的主导者是光绪皇帝，他所依赖的理念，并非只来自康有为一人的建议，而是整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共识。至于具体的实施者也好，反对者也罢，均是朝中大员。康有为更像一位先锋，而非主将，他只能屡次借助为别人代写奏折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为维新制造舆论，而没有施展身手的余地。 《》所述，让人觉得康有为更像一个不甚精明的算计者。在推动新政大局的同时，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地位。皇帝赐官之低让他大失所望，在政局一日一变之际，他所计较的却是如何为梁启超谋得官报总经理的职务，以及京师大学堂中的总教习一职会落入谁手。为了名利，他甚至不惜以别人的名义奏请重用自己，如此一来，让他在“帝党”“后党”两派中都留下了不好的名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维新派的分裂，并一度引起了光绪的不快。在风云变幻的大势面前，康有为并没有睥睨一切的雄心，反而在小算盘的拨拉声中，使自己成为政治边缘人。 被逼出来的“两宫之争”？ 许多人一向认为，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在维新过程中处处掣肘，其打压导致了变法失败。不过本书提供了另一种解说：即慈禧对变法的态度，系从支持转为反对，所谓“后党”也是在外力刺激下被迫形成，而慈禧对光绪的最终否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由维新派造成的。 据作者所述，慈禧对于变法起初并不持反对态度，她只提出两个底线：即不动祖宗之法，不损满人贵族权势。作者据史料分析，在变法初期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的安排，均系出自慈禧与光绪协商的结果，其中甚至包括将帝师翁同龢排出政坛之外。 本书对历史人物的分析，颇多让人意外之处，翁同龢即是一例。历来翁被视作“帝党”，他的离职似乎说明了维新派的受打压程度。而据本书所言，在筹措《马关条约》赔款的过程中，翁的一系列举措已令朝廷失望。因与康有为在儒家理论上有明显分歧，他也曾从力荐康氏转为暗中阻止，导致光绪大为恼火。当清廷试图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主政、推行变革之际，翁又加以阻挠。这些细节，多有包括翁本人日记在内的史料为证。问题的不断积累，外加慈禧、光绪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终于引致皇室在变法之初将翁调整“出局”。 此外，《》呈现的纷争，并不像传统所言那样，是改革派与反对派的博弈，而是渐进派与急进派的对立。在作者看来，包括光绪在内的维新一派，选择了一条急功近利的道路，成为日后失败的致命原因。 从迅速取消科举制到高级官员集体下岗，再到裁撤大量的地方官吏，维新派均未给政局留下缓和的余地。康、梁等人的变法诉求，虽有理念支撑，却无通盘考虑，四面出击而无重点攻坚，反倒使官场陷入恐慌，终致主流舆论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上。 早在变法前，张之洞等人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渐进改革的主张，并得到官场的普遍认同。在本书作者看来，包括刚毅、荣禄在内的军机大臣等人——即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初期对变法并无抵触，只是希望采取缓和策略。 然而康有为等人的激进心态，对光绪产生极大影响，进而使维新派将缓和派视为守旧一方，首先挑起党争，大肆攻讦，使后者对新政心生恶感。同时，这种激进也触动慈禧，让她觉得当初立下的两条底线势必被突破，因而选择站在了传统势力一方，所谓“后党”就在维新派的急躁心态下被迫出现，皇帝与太后之间的“两宫之争”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袁世凯是保皇派？ 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一事，历来被视作变法失败一大根由，袁世凯也因此被视作光绪遭难的罪魁。本书确认袁氏告密之实，但对其本意提出了不同看法。 书中援引袁世凯当年9月20日上的奏折为证，指出其中向光绪提出三点建议，即不要冒进、任用张之洞等老成持重官员、对维新派不应太过信任。按时间顺序，当时袁氏已从谭嗣同处获知对“后党”下手的计划，因而作者认为，袁世凯不愿因兵变导致大乱出现，也不希望将光绪与慈禧任何一方置于危险境地，于是在奏折中隐晦提请皇室注意。在他向荣禄告密后，也曾表示维新派的图谋与光绪无关，如连累皇帝，自己就该死了。 同时书中对告密过程提出新解。此前史称袁氏于9月20日晚向荣禄告密，导致当日政变发生。而作者援引日记资料，认为当日晚袁氏尚未讲清全情，荣禄就因其他事务中断谈话，转日才获悉来龙去脉，而此前政变业已发生，因而袁氏告密一事，对大局并无太多影响。 而此时的北京，作者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语来形容。政变之初的慈禧，似乎尚未针对光绪，只是要缉拿新党。但当她从被捕者口中得知这些人本要对自己下手时，便将之视作政治阴谋，迁怒于皇帝，这对母子之间的裂痕便越来越大。最终，垂帘听政的一幕重演，除京师大学堂外，所有新政被废，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清廷在勉力支撑了最末一次之后，颓然倒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