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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  王炳华先生说：“发掘的过程，就是破坏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发掘中，要把一切细微的信息都获取到手，除考古学外，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原始思维、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学者都 应参预其中，以避免、减轻因准备不周而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 读这本在装帧风格上迥异中华书局传统的新书，就我个人而言，就如同回到了十多年前追随王炳华先生作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时的那段幸福时光。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丹丹乌里克考古二三事》，还明确提到我作为队员之一参加过的在新疆策勒县北部沙漠中寻找丹丹乌里克遗址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塔克拉玛干，第一次对沙漠考古的艰辛有切身的体验。正如书中所说，我参加的那一次尝试实际上失败了，不仅无法接近预定的坐标点，而且多次经历危险的陷车，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陷车使全队苦战5小时才把沙漠车从沙堆里挖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沙漠露营的寒冷，也不会忘记夜里被冻醒之后在篝火边仰望星空时发自内心的、无可言状的、巨大的欣悦。正是那次失败，促成了我们后来的环塔旅行：当先遣人员再次进入沙漠时，王炳华先生带领我和巫新华从和田开始了顺时针方向的环塔旅行。这次旅行是我学习西域史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沿途访问的众多遗址终于使过去的阅读变得生动鲜活了，而他的讲解和讨论更在学术层次上远远超越了我那时的阅读。 1993年第一次读到王炳华先生的《吐鲁番的古代文明》一书时，印入大脑深处、多年不曾忘记的，主要是那些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部分，确切地说，是作者对环境和环境变化的关注。显然，作者对吐鲁番历史的研究和叙述，是以他对吐鲁番自然条件以及人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的种种适应（即现在通常所说的“人地关系”）的深入观察为基础的。而对于历史考古，特别是新疆考古工作而言，研究者的地理知识和环境意识是决定其学术境界和成果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这本《新疆访古散记》中，同样可以随处看到作者对环境变迁的敏感、对人为破坏环境的忧虑，这种敏感和忧虑不仅是他解释和认知历史的方法，而且也是他投身现实社会的切入点。在《楼兰：中国学者首次进入罗布淖尔纪实》一文中，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孔雀河古河床及尾闾地带的雅丹地貌，然而他不是为了写景状物，更不是为了文学化的个人抒情，而是为了说明环境的变化何以能够使繁荣的楼兰古国变成今日的绝对荒漠。他一再强调干旱荒漠中红柳等植物的环保功能，描述了失去这些植物的生态后果：“失掉它们卫护的光裸的土地，表层有机土已被剥蚀殆尽，在厉风摧残下，丘壑纵横，一片荒凉。绿化，对于水土保持、风沙治理的意义，这是很实际的一例。”对孔雀河下游偶尔残存的小水洼，作者也有令人激动的描写：“在河道内较低的凹陷处，还可见到一些小水潭，较大的俨如一处小泊。水面已经结冰，岸边是几棵经历了岁月的苍老胡杨。风景说不上美，但在这数百里内不见水的荒漠中，遇到这么一处所在，被突然激发起来的那种兴奋、激动、一种近乎甜蜜的亲切感情，简直难以用语言名状。”这种对荒漠中生命世界的高度敏感，正是他对新疆大地历史上和现实中环境破坏、环境变迁强烈关注的基础。 在《小河：寻找失落66年的神奇墓地》一章，作者继续表达他对孔雀河历史命运的深刻关怀。一方面，他强调“孔雀河，是罗布淖尔文明的母亲河”，并且依据迄今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断言孔雀河下游的土著人民在青铜时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文明成就；另一方面，又反复描述包括“小河”地区在内的孔雀河下游“在人类历史时期曾经发生的巨大的环境变化”，对于“4000年前的绿洲，化成了今日不见生命气息的沙海”，不是简单的感叹一番，而是一再警示今人要深入分析、吸取教训。从篇幅和情感上说，对小河遗址考古学文化的描述，竟然及不上对于该遗址区环境变迁的关注。作者沉痛地写道：“这匆匆的考察，几乎只是一路走过，观察当然是粗浅的。但目光所及处，环境如此剧烈变化，还是让人强烈震动，难以释怀。”他认为河道变迁和植被破坏是环境恶化的两个主因，并指出这两个原因最终导致了“罗布淖尔荒原上一片死寂的世界”。 而在对于精绝、尼雅、克里雅、丹丹乌里克、吐鲁番等的考古生活的描述中，这样的人文关怀更是渗透于字里行间，不时给我们以心灵的震撼与感动。 这本书当然不是作者40多年新疆考古生涯的全面记录。真实的人生，特别是作者那一代人的人生，悲酸怆痛要远远多于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充满创造快感的田野实践。书中的故事，毋宁说是作者考古生涯几个甜蜜的回忆片段，尽管这些回忆本身又背负着沉重的思考。其中绝大多数经历，我都直接听作者本人讲述过，但现在读起来仍然感觉新鲜而发人深思。特别是关于重寻小河墓地的那一章，有我早就知道的，如作者一行人在简陋条件下终于找到墓地遗址；也有我不知道的，如作者对后来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所持的反对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负疚感。这种负疚感深深打动了我。 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小河墓地积淀的历史文化十分厚重，其特殊性应当充分估计，普通的考古学信息事实上完全可以从贝格曼《新疆考古记》中获得，匆促的发掘会带来灾难性的损失。他说：“发掘的过程，就是破坏的过程。这就要求在发掘中，要把一切细微的信息都获取到手，除考古学外，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原始思维、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学者都应参预其中，以避免、减轻因准备不周而导致难以挽回的损失。”然而，在作者等人终于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月重新找到小河墓地之后，媒体的炒作终于使得新一代新疆考古工作者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小河墓地进行大规模正式发掘了。作者闻讯后立即上书国家文物局表明他的反对立场和理由，可是为时已晚。当作者作为文物局专家再次深入小河墓地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考古现场，然而，这样的发掘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高于贝格曼的考古学认识呢？恐怕是非常有限的。这次发掘结束后，墓地进行了旨在保护的回填，遗址恢复了旧有的样子。可是，“作为一区埋藏着丰富原始文化信息的古代遗存，它确实已经彻底消失在考古学手铲下，消失在历史的太空之中了”。这次发掘起因于作者重新找到小河，因此小河的消失又不能不引起作者的自责，因为他认为自己那出于历史责任感的寻觅小河之举，反倒为小河的消亡“制造了契机，那就也要负起一些道义的责任了”。在一个大众和媒体都认为考古就是找墓挖墓，而且确实也有相当多考古从业人员仅仅满足于到处发掘的时代，读到一个老考古学家所写的这样一段话，不能不让人陷入沉思。  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我对《深藏在阿勒泰山中的远古文明》一章，有更多的兴趣，这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蒙古国境内，在阿勒泰山的另一面，拜访过一个属性相同的、旧时期时代的赭石岩画山洞遗址，这些分处于阿勒泰山不同地带的遗址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是值得深入思索的。不过，就我与王炳华先生共有的野外考察经历来说，我对他讲述的首次进入罗布淖尔的故事特别有兴趣——当然，我还没有幸运到能够参加1979年那一次意义非凡的考察，我只是到了2005年才有这样的机会。那一年9月和10月，我参加以冯其庸先生为首的“玄奘之路”考察团，深入楼兰，了却了平生一大心愿。王炳华先生就是考察团的专家组负责人，这使我有机会在蓝天之下、雅丹之间向他求教。读《新疆访古散记》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三间房前，听他讲刚刚发现的、楼兰遗址早于西晋时期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层的意义。（压题图片：2000年12月，王炳华先生一行人向小河墓地进发）《新疆访古散记》，王炳华著，中华书局2007年9月第一版，38.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