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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中世纪的生活》（Medieval
Lives）一书的主要动机是对文艺复兴进行报复。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复兴对我个人造成了什么伤害，我只是受够了人们一谈到文艺复兴就两眼放光的那种样子。我受够了那些艺术评论家，他们往往摆出一种无比满足的架势——仿佛是终于找到了什么货真价实的宝贝——喊道：“啊！文艺复兴！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那种荒谬的假定：在文艺复兴之前，人类没有任何个性意识。
为了纪念新千年纪的开始，《纽约时报》曾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的开头是这样的：“1000年以前，人们还坚定地相信地球是平的，而宇宙则绕着地球旋转。普通人连姓都没有，更别提什么个性了……然后，文艺复兴到来了。科学发现和人文思想蓬勃发展，与之互为因果的是个人自我意识的高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的开端。” 纽约的人真的这么想吗？他们真的认为姓比教名更能确立一个人的身份吗？实际的情况难道不是正相反吗？在伟大的文艺复兴之前，没有任何人有半点个人意识，纽约人真的这样相信吗？他们读过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序曲（General Prologue）”吗？他们读过但丁或者卜伽丘的作品吗？我提到的这3个人都属于中世纪，而不是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一场回顾性的运动，它将遥远的过去——古希腊和古罗马——视为惟一的智慧源泉。文艺复兴作家彼特拉克希望拨转时钟，重新开始用拉丁文写作。彼特拉克所说的拉丁文还不是当时通行的拉丁文，他要求回归古典拉丁文。当时通行的拉丁文仍在教堂和修道院中被作为口头语使用，彼特拉克认为它不够完善。不过，文艺复兴并没有复兴拉丁语，反而是彻底取消了它作为口头语言的存在。 乔叟、卜伽丘和但丁使用本国语言写作，尽管他们的创作期与彼特拉克大致相同。他们也歌颂生命力、生机勃勃的生活和凡俗男女的个性。他们是现代主义者，同时也完完全全地属于中世纪。彼特拉克却是目光向后的守旧派，骄傲地凌驾于普通人之上。作为暴君伯纳波·维斯孔蒂（Bernabo Visconti）的忠实仆从，彼特拉克为文艺复兴以及其后的许多演变定了调子。 为了兜售他们保守的知识独裁主义（intellectual authoritarianism），文艺复兴作家们不得不设法证明古希腊罗马之后的那些世纪是黑暗的蒙昧时代，而他们要做的事情则是用古代智慧之光来把它照亮。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文艺复兴崇拜者给中世纪加上了种种歪曲和模糊认识，这些彻头彻尾的谎言至今仍在左右我们的历史观，“中世纪”（不管这段时期到底是什么）这个称呼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个称呼本身就昭示了这样一种看法：这段时期是古典世界的光芒与更为辉煌的文艺复兴之光之间的一个黑暗地狱。 但是，中世纪并非是一个停滞与蒙昧的时代。我们心目中的中世纪存在种种无知的境况，实际上其中有很多是来源于我们自己对中世纪的无知。举例来说，人们普遍认为中世纪的人相信地球是平的，这种看法就不符合事实。尽管如此，《纽约时报》还是把这种观点当成福音来传播。如果你告诉他们中世纪的人也相当清楚地球是圆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大为光火。 中世纪的人相信“地平说”的观点是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发明的，他的名字叫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828年，欧文写了一本哥伦布传记（A Historyand Voyagesof Christopher Columbus），其中讲到这位伟人与教会领袖们之间的当面对抗：按照教会对人们的教导，地球是平的，而哥伦布宣称地球是圆的，因此教会指控他是异端分子。不过，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次会面，而教会也从未教导人们地球是平的——这一切都出于欧文的臆造。尽管如此，这个说法却成了一种定见。与此相类似的关于中世纪的错误观念还有很多很多，而我们似乎很难摆脱它们。《中世纪的生活》是我为中世纪正名的一个机会，我将尽力而为。 人们对中世纪古人的看法为什么让我如此担忧？为什么我如此在意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我觉得，这是因为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声音还在我耳边清晰地回响：乔叟、卜伽丘、亨利·奈顿（Henry Knighton）、托马斯·瓦辛汉（Thomas Walsingham）、傅华萨（Froissart）、让·克吕东（Jean Creton）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和历史学家。在我看来，他们跟我们现代人一样，都是个性鲜明的人。 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们——为了了解我们自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