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盼已久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终于在迎接这位革命老人90大寿的前夕问世了。这部长达三十余万字、覆盖近百年历史的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出自三位资深翻译家沈苏儒、贾宗
谊、钱雨润笔下，由面向全球的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对于一切关注这位特殊人物传奇经历的人们，无疑这是个极大的喜讯。世界上，像中国革命这样吸引着各国的仁人志士如此执著地投入、甚至甘愿为之献出终身，实属罕见。像加拿大的白求恩、新西兰的路易·艾黎、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和马海德，英国的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这个名单延续下去还会很长很长。爱泼斯坦也是其中之一,所不同的是，这位1915年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三岁即随流亡的革命父母来到了中国，从小接受的虽然是西方教育，但却是在耳闻目睹中国备受帝国主义侵略、剥削、羞辱的大环境中长大。他十五岁就当上了新闻记者，从此献身于向全世界报道他在中国亲眼所见的残酷事实以及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不断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报道、分析所见所闻的丰富实践，使他逐渐练出了一枝犀利的大手笔，站得高、看得远，具体入手、一针见血，既生动，而又深刻。如今，他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令人十分崇敬的一位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专家。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后，爱泼斯坦也投入时代的洪流。作为美国合众社的战地记者，他奔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报道那些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战士和人民。他听见过卢沟桥开战的炮声，目击过天津市的争夺战，还在大炮呼啸而过的台儿庄访问过取得胜利的战士和他们的总指挥李宗仁将军。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的广州，他随着高举火把的爱国游行队伍一起走向街头，进行现场采访。在队伍中，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并且从此与她建立了几十年的深厚友谊。随后，他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在香港主编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早在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以第一手的报道和观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忍不拔抵抗侵略的英雄事迹。香港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时，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自己制造了腿伤化名住进了医院。结果，仍被关进了拘留营达三个月，直到最后联合友人一起冒险逃出虎口。 让爱泼斯坦终身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对于他而言，这不仅是当时“中外记者参观团”突破国民党封锁的一次壮举，而且是影响他抉择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从重庆到延安，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为革命奉献一切的杰出人物，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从他这次访问之后所写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不难看出，作者无论在思想境界还是写作技巧都出现了新的飞跃，将中国人民的斗争，作为日益觉醒的东方被压迫民族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典范，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爱泼斯坦一生中，只有八年不在中国，其中包括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五年。对于他和他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来说，这不过是战斗地区的转移而已。在这段时期，他摆脱重庆国民党对他的骚扰，在国外完成了重要著作《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当时的白色恐怖，积极投入了当地的进步运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夫妇二人就应宋庆龄之邀满腔热情地回到首都北京，全身心地投入了向世界介绍新中国的宣传事业之中。爱泼斯坦1952年参与创办了面向全世界的《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今日中国》），并主持编辑业务，至今还是它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为不断改进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实际上发挥着“高级顾问”的作用。他参与过许多重要文件英译稿的定稿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当感觉我们对外宣传出现一些方向性问题时，他总是大胆地提出批评和建议，甚至上书中央领导，执着地希望这项重要工作达到最佳状态。自从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以来，他参政议政提过不少提案。 解放以来，他已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在《从鸦片战争到解放》里，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中国放在世界大图画里加以考察和分析，有独到的见解。《西藏的转变》，是他集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于一体的一部颇具影响的巨著。为了写这本书，他曾经不顾高山反应，从50年代到80年代，由陆路或空中四次进藏，每次长达一两个月。在世界屋脊上，他访问过七八百人，记了近百万字的笔记。为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并研究国外出版的关于西藏的著作。 宋庆龄生前曾经表示，只有爱泼斯坦是她信任可以为她作传的人。为这样一个与中国以及世界许多重大事件有着联系、同时品格又如此完美独特的伟大人物作传，可以想象，是何等的崇高和艰巨。为了完成一部五十万字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爱泼斯坦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为印证史料、访问有关人物，他不知道跑过海内外多少地方。正如他在书的“总序”里所说：“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爱泼斯坦这样的人物，也未能逃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厄运。他和他的妻子邱茉莉，被“四人帮”以“国际间谍”的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达五年之久。1973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央向他们道歉时，他们只是感动得热泪盈眶，没有半句怨言，对这样的历史错误表示理解。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他们总是将目光朝向前方，继续努力做出贡献。 1985年，4月20日，为庆祝爱泼斯坦的70大寿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邓小平同志曾亲临祝贺。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贺信中特别指出：“在十年浩劫中，您蒙受重大冤屈，然而丝毫没有动摇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热爱和信赖。您不愧为坚贞的国际主义战士和忠诚的爱国主义公民。”光阴似箭，又十年后为他庆祝80寿辰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也亲临祝贺。出人意料，老寿星的一篇《答谢词》，没有半句客套话，却是语惊四座的对我们国家目前对外宣传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和建议。但是，这个《答谢词》却受到特殊的重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加框发表了。这件事，应该说，典型地反映了爱泼斯坦热爱中国的情怀和坚持正确方向的执著精神。任何时候，他都不能容忍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陷而影响了新中国在全世界的形象。如今，爱泼斯坦虽然已是一个接近九十的耄耋老人，依然放眼四方，关心世界，关心中国，以及他情有独钟的对外宣传事业。 爱泼斯坦一生跨越了二十世纪绝大部分的漫长岁月，又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个期间，正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十分重要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阶段。他常对人说：“中国人一般由爱国主义走到国际主义，我却是由国际主义走到爱国主义。”也就是说，他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中国历史的，同时又将中国历史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加以考查。因此，他的视点高，看得远，分析透彻。但是，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又是根深蒂固的。他从小生活在中国人民之中，与他们共欢乐同悲伤，共同经历挫折与胜利。在这里，他汲取了他的全部经验。在这里，他选择了他的中国国籍和永久居住地。在这里，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献身于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们自然都渴望知道，他自己究竟会怎样回顾他这极不平凡的一生？ 在刚刚出版的《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最后一章“夕阳之歌”里，他这样写道： “在我生命的夕阳余辉里，有人也许会问：你对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是否后悔？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中国人民占全人类的五分之一，在整个世界的命运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革命这一过程中，如同在一切其他过程中一样，有欢乐，有痛苦，也有曲折。但总的说来，它的道路是向上的，是对国家和国际的进步作出贡献的。” 爱泼斯坦经历丰富，知识渊博，而且英文写作的造诣又很深。他的文字，常常是既高度概括又引人入胜。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思想或事物，在他笔下，却清澈透明，一目了然，而且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其真谛所在。这本回忆录的中文译者在《译者后记》中也不能不承认，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也面临很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总能找到一个词、一句成语或一个比喻来恰当地描述一个人、一件事或一种状况。他又富于幽默感。”对于任何文字工作者，读《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无疑也会从中获得教益的。 （《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