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创作的重心在于体现人们的愿望，而不是反映物理事实与社会事实，幻想性长篇故事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形态，营造愿望达成的白日梦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创作方法，同时，网络文学追求幻想性与逼真性的统一。
    白日梦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内容
    依据自组织理论和当代脑科学、心理学研究成果，人们可以认识到白日梦是生命体自组织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活动，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它不是一部分人的特殊病态，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重要机能。人的大脑中白日梦控制区域，是默认活动模式的，只有在现实中必须专心工作时，该区域才会减弱或停止活动，否则就是一直持续兴奋着的，白日梦状态占据着一般人睡眠以外的近半时间。
    白日梦既是自由发散的，也具有可控性，围绕人们的欲望满足而蔓延。在白日梦中，人们创造虚拟世界，体验各种超越现实可能性、突破现实障碍的快乐进程，把精神创伤、焦虑情绪，通过“变形”的幻想情节“置换”为愉悦性体验，它可以随时化解心理危机，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经常激发创造灵感，提升人们的创造力水平，耽于白日梦的人，很可能更为聪明更有创造力。
    事实上，愉悦性的白日梦活动是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既往人们对白日梦的评估是过于负面了，白日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对现实感受的重构，也可以是对未来的一种愉快展望。当然，抑郁症患者的幻想，会把“生活”想象加工得更为严酷压迫，更需要愉悦性想象来解救这种精神坠落的趋势。承认残酷真相的能力固然对人类很重要，特别是对于精英知识分子，这种能力尤其重要。然而人类更需要在累累绝望之时得到安慰，调适身心，对心理危机进行转化，所以，梦想成真的白日梦是人类自救所需，是安慰剂，也是营养品，起着积极的心理调节作用。
    愿望达成创作方法
    创造超越现实可能性、突破现实障碍的愿望达成的故事，是自神话产生以来的大众文艺常见创作方法，大众文艺与人类的白日梦是同源同构的，是把人类的白日梦更集中更有美学意味地表现出来，可以说，大众文艺的主要创作方法就是白日梦愿望达成创作方法。
    很多世界文学经典，具有其思想性、艺术性的突出优点，但是，它们用营造愿望达成的进程来构成作品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与装饰，以提供更完满的快感与美感，也是无须避讳的事实，那恰恰是它们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对人性的体贴尊重。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族叠经抄家问罪，从钟鸣鼎食的富贵顶峰跌入举家食粥的窘境，作者经历了困窘难堪的生活，而营造带有情色意味的“红楼梦”想象，被人娇宠疼爱的贾宝玉在大观园群芳中，体验温柔富贵乡百般况味的愿望达成梦境，在意淫中与审美对象进行生命情感交流，也许能够把作者的日常生活变得更有意味一些。
    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清秀温柔而内心火热的主角于连（木匠的儿子），受到两个美丽的贵族女性的青睐，她们甘愿为主角奉献爱情，为他经受磨难。善良而敏感的市长夫人，对于连的爱情既渴望又害怕，两人的秘密情感如同地下的火山，高傲而浪漫的侯爵小姐玛特儿，对于连主动示好，渴望被他征服，却又希望于连能够展示出足够的魅力，显然故事构成并不是依据文学反映“生活本质”的现实主义逻辑，而是依据一种诗意的白日梦需求，是青年男性对贵族女子的意淫式想象，而这是《红与黑》的主要故事情节构成。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我奶奶”戴凤莲在出嫁的路上，被赶跑劫匪的轿夫余占鳌所吸引，三天后新娘回门，与余占鳌在红高粱地里激情野合（野性生命力的证明），戴凤莲丈夫与其父被人杀死，新娘勇敢地撑起了酿酒厂（“我奶奶”获得产业）。余占鳌在与一个土匪头子对抗后，回来在酒缸里撒了一泡尿，酿就了奇香的好酒（生命力的神秘作用）。九年后，日军强迫乡亲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将酒厂的罗汉大爷（“我爷爷”余占鳌的竞争者）剥皮示众，已经成为土匪的余占鳌带领部下与乡亲报复日军，在红高粱地里，用神奇的火罐子炸毁了日军汽车，乡亲们全死了，“我奶奶”也死了，余占鳌父子站在火焰中（死得英烈，活得雄壮）。在这个“红高粱”梦境里，作者个人的贫困压抑生活体验，与屈辱的民族历史记忆，置换成了愉悦的情色的雄壮悲歌，呈现着野性的武勇、浪漫的野合、火烈神奇的红高粱酒与响彻云霄的酒歌，作品显然是一个色彩强烈的富有动作性的白日梦。
    大众电影、电视，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与美剧，以专业制造白日梦体验而影响世界，同时具有成熟的机制，降低其欲望叙事冒犯大众伦理观念的可能。
    网络文学各个类型中，都通行着白日梦愿望达成的创作方法，网络文学提供专业的强化的白日梦叙事，提供结构复杂、更符合情感体验需求、高潮体验也更多样的白日梦。一切平凡庸常、饱受挫折的小人物，因为置身于梦境，成为从低处昂起头颅的主角，都最终到达了人类社会或者神话世界的顶峰，因为他们代替读者为成功而奋战，必须如其所愿。
    白日梦与逼真感
    生活事实永远是不圆满的，但是白日梦叙事遵循人的内心准则——追求愿望的圆满实现，它们追求的正是脱离现实的羁绊，到达梦想的自由世界。
    同时，白日梦叙事又必须营造故事情节的实存感、逼真感，它们常常利用情节与细节的逼真性圈套，引诱读者进入一些不可能有或不能置信地情境中，需要把情境、细节描述与人们的经验相连接，调动人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感知经验，使得读者情感体验进程具有实时性、现实性，如《红楼梦》那样荒诞的意淫故事，因为作者所展现的细针密线的、写实的生活细节而显得真实。把快感梦境逼真地呈现出来，让梦想成“真”，是一种仁慈，因为真切可感的体验，才能调动读者身心参与，读者才会感受强烈，作品才能达成自己的功能。
    “真实感”并不在于与现实生活一致，在叙事作品中，假定性常常是故事的基本前提：假如作者对于故事发生是全知的，假定主角具有特异能力，假定故事是特定的时空、物理条件下发生的，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它不可能是现实存在的或者可能存在的，而是顺从人类愿望所做的艺术假定，因为符合人类内心需求，而被人类欣然接受。
    假定性并非写作者随心所欲的代名词，作品的假定性是作品构成的一个前提，一旦确立，就在读者内心建立了逻辑情理认知结构，作品就必须遵从逻辑情理的一致性，不能任意改变，在作品演进中，体现这种一致性，比如孙悟空拔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声：“变！”，可以变出无数的化身，人们接受了这种假定性，那么每次一拔一吹才变出人来，人们就觉得是“真实的”，作者改变读者已经接受的这种设定，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反过来说，符合逼真性需求的作品，其故事的“真实性”常常经不住生活的逻辑推敲，如贾宝玉衔玉而生，在温柔富贵乡中得趣得意，哈利·波特学会了魔法，并大展神威，都让你感到是“真切”的，但都不可能是生活的真实，由于这些作品满足了人们的快乐需求，人们善意地为作者、主角化解了真实性追问。
    对于叙事作品，生活真实常常是“有害”的，将历史与现实中是实存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不符合读者内心需求的，或者不符合作品构成逻辑的，搬入作品，反而显得不“真实”，比如历史事实中的关羽有很多自私行为（与作品中义薄云天的关二爷形象不相符），诸葛亮有很多平庸行为（与诸葛武神的睿智不相符），是不可以在《三国演义》作品中存在的，而符合读者内心偶像崇拜需求的，“忠义之神”、“智慧之神”的形象，恰恰是虚构的，因为符合大众期待，符合人物形象的内在一致性而显得“真实”。
    一些教科书把《金瓶梅》与《红楼梦》等作品看作是反映了生活真实的百科全书，把作品中梦境的“逼真性”呈现，当作是生活事实或者历史事实，这显然是僵化的，把白日梦做得“真实”，是作家的基本功，也是为读者营造快感体验之必须。
    不是具有大量写实内容的小说就是现实主义作品，要看作品构成的逻辑情理是什么，是像现实主义理论定义的那样，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真实”与“历史发展规律”，为读者提供认识功能、教育功能，还是用呈现生活景象的逼真手段，制造愿望达成的白日梦梦境？《金瓶梅》与《红楼梦》故事的主体是建构在男性白日梦的基础上的，按照主角愿望达成的情理铺陈情节的，最后又依据色空与因果报应思想来安排结局，进行伦理平衡，《红楼梦》更是系统地建构了现实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作者也明确宣示“红楼梦境”是一种意淫，它们与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构成逻辑是完全相悖的。
    以现实主义文学标准要求网络文学的写作，会使得写作者不知所措，因为二者的写作目标、遵循的作品构成法则是完全不同的，大众文艺用白日梦愿望达成的方法，进行欲望叙事，致力于为受众提供情感体验与快感补偿功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艺术世界，是否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真实性标准，其实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