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央金 走过神山 向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800多名新兵走上了青藏高原。这些战友后来有的牺牲了，有的留在西藏工作了，更多的则退伍转业了，现在还留在部队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战友。那时，我们的任务是修筑青藏公路。后来又转战黑昌线、川藏线、中尼线、新藏线，足迹几乎遍布整个西藏。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就晕倒了，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后来翻越的次数多了，渐渐有了抵御高原反应的能力。有一次，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块写有“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让战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我在照片背面写下一句话：“唐古拉在我脚下！”当年修路时，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哪些是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悄悄掩埋。老兵说，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从那时起，我感觉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有了生命。进藏的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30多年来，我先后40多次进藏，每进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一次洗礼。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这些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我将这些劫难概括为7种死法：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度，我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5小时，徒步58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我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我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我几乎被砸死；我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几乎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
    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于是，我将自己的经历和战友们的故事，变成了《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西藏，灵魂的栖息地》《雪祭》等作品，其中《一路格桑花》改编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我在颁奖典礼上说：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和我战友们的！这些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我先是写西藏，后来是画西藏。西藏是我创作的源泉和主题。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别人家过年有姐姐剪窗花、贴窗花，我没姐姐，没人剪窗花，我只好拿起画笔画窗花。画南瓜，画玉米，画鱼虫鸟兽。上小学时家里很穷，没有买颜料的钱，而且父母也很反对我画画，我就利用暑假挖药材、逮蝎子、捋柏籽，赚来上学和买颜料的钱，放学后关起门来胡乱画上一气。后来备考大学、投笔从戎，为“四个兜”(那时军官才穿四个兜)而奋斗，“东北西走风为马，南征北战笔作枪”(我给自己写过的一副对联)，再也没有摸过画笔，三四十年没有画过一幅画。直到2010年，有个朋友自己开了一家书画院，请我题匾额，三番五次催要，被逼无奈，我才买回笔墨纸砚，硬着头皮完成了任务。但是家什既然买来了，放着也浪费，便又开始胡乱涂抹。画什么呢？当然是画自己最熟悉的西藏。
    我画画无宗无派，与天为徒。人在军旅，东奔西走，不可能有条件和机会拜师学艺，只能抽空读帖读画。这样也好，博采众法，归于无法。我以为，无论“师古人”，“师造化”，皆应“师心不师迹”。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之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话很有道理，我很喜欢。文人字画讲究笔趣和意境，强调一个“魂”字。这些画在行家眼里也许不够水准，但皆“发我之肺腑”，画的是我眼中的西藏、心中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