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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太宰治:努力理解鲁迅这位影响中国的作家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津轻》 吴明益 参加讨论


    【编者按】
    日本作家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出生于青森县北津轻郡金木町的知名仕绅之家,父亲是贵族院议员,但太宰治却从未享受到来自财富或权势的种种好处。他一生立志文学,曾参加左翼运动,又酗酒、殉情。在短暂的39年生命中,他创作了五十余部作品,包括《人间失格》、《斜阳》等。他曾五次自杀,最后一次,1948年,和仰慕他的女读者投河自尽。
    最近,太宰治的“人生三部曲”首度在大陆出版,包括了缅怀故乡的自传性随笔《津轻》、幽默浪漫小说集《小说灯笼》和《人间失格》前传《小丑之花》。这三部作品,不同于他以往阴郁颓废的文风,会让人感受到一些“暖色调”。以下为台湾作家吴明益为《津轻》所写的序言,原题为《唯有再见才是人生》,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
    
    一九〇二年,二十二岁的鲁迅赴日,两年后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成为仙台唯一的中国学生。二十多年后,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里头所回忆的“幻灯片事件”。
    《藤野先生》里鲁迅陈述的日本经历成为鲁迅传奇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及课堂上观看日俄战争的其中一张幻灯片,引起日本同学欢呼,让鲁迅意识到自己同胞的麻木病源,也成为他弃医从文的关键。许多论者认为,鲁迅后来到东京着手翻译俄国与东欧文学,参与革命活动,写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跟这个“幻灯片事件”有关。彼时一代文学家太宰治尚未出生。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岁的太宰治受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将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予以小说化的委托,开始阅读鲁迅,并且于暮冬之际赴仙台探寻鲁迅事迹。翌年,日本战败,《惜别》出版。
    太宰多数小说都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惜别》却是“他传”,写的是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虚构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医师,在记者的来访下,回忆和鲁迅相处的点点滴滴。太宰为了写作鲁迅,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改造社)细读过,作为他理解鲁迅的基础。小说中鲁迅对田中的自白,内容显然都来自于鲁迅的作品。与此同时,太宰治还读了两本鲁迅的传记,分别是太宰治评述“像春花一样甘美”的《鲁迅传》(小田岳夫),以及“像秋霜一样冷峻”的《鲁迅》(竹内好)。
    《惜别》在日本文学界的评价并不高,竹内好甚至批评太宰误读鲁迅,但我却认为它是一部极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于,这部受政府委托的著作里,太宰借鲁迅之口,某种程度批判了军国主义思想。其次是,太宰也借由鲁迅的文学观,发挥了自己的文学观。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托写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书店之邀写作故乡,这就是你手中这部美丽的重访(或告别)故乡之书——《津轻》。
    普通读者对太宰治的认识,多半建立在《人间失格》与《斜阳》这两部作品上。放荡酒色、心灵矛盾、哀伤为人的挣扎,是太宰文学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杀的经历,也常让人与其小说联想在一起。相对地,阅读《津轻》将是完全不一样的明亮经验。
    《津轻》分为“序文”及“正文”(《巡礼》《蟹田》《外滨》《津轻平原》《西海岸》五章),乍看像是以地理与特色进行“导览”的游记,实质上则不然。太宰认真阅读了大量地方历史文献,再穿插访友经验与回忆片段,写出了这部“不只是游记”的作品。
    书中内容我自不必赘述,但不妨提醒读者注意几个部分:论者多半认为太宰治的忧郁性格,与他的家族有关。选择文学为志业的太宰,很想逃离父亲与兄长的权力环境(他的父亲津岛源右卫门是地方名绅,也是县议员、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同时经营银行与铁路),而《津轻》正好为此观点,埋藏了情感线索。
    另外,读者当会发现,除了嘲弄、戏谑的“无赖派风格”外,太宰写景与叙事都十分出色。《津轻》与《惜别》里的景色都十分温暖,那些小酒馆、渔村巷弄、堤川、观澜山,在港口缓缓落下的粉雪、粒雪、绵雪、水雪、硬雪、糙雪、冰雪(只有雪国的子民才能分得清楚),以及水色浅、盐分淡,隐隐飘着海潮香味的蟹田海岸……他是如此努力想展示自己故乡的美与自己文化气质的根源。此外,太宰的历史观、文学观与思想,也在这部书里与故旧的饮宴讨论中,很自然地铺展开。
    比方说在与阿竹重逢的那段,太宰刻意把拉杂的寻人过程都写出来,却让人紧张地期待。他提到“在兄弟姊妹当中,只有我一个的性情粗野而急躁,很遗憾的就是来自这位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响”,指的就是十三岁起就照顾他的阿竹,这是对一个女佣的最高礼赞。而当他与好友N君谈及故乡的“歉收年表”,看到每隔几年就出现的凶年,太宰不禁义愤。他说津轻人将歉收说成“饥渴”,而“我们的祖辈一生下来遇上了歉收,在艰难的困境中长大成人。这些熬过困境的祖辈的血液,也必然在我们的体内流动着”,甚至大胆批判了政府无能。
    引用京都名医橘南谿《东游记》中的几则奇幻故事,更让我仿佛看到眼神天真澄澈的少年太宰——毕竟太宰留下的照片,眼神总是如斯忧郁。
    太宰或许不能理解鲁迅留学时所受到的歧视,以及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在日俄战争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显然很努力地想理解这个影响中国的作家,并且与他在文学中对话。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为文讨论过太宰的《惜别》,提及小说里鲁迅写了一段文章给“我”,内容正是《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段落。“我”回应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并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治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情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在这特别的一年里,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你手上的《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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