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人类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已经被无数活生生的事实所充分证明的真理。曾几何时，所谓鱼雁传书，所谓书信往还，都还是人类不同的个体之间得以实现信息、思想、精神以及情感交流的主要工具形式。“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名句，即形象不过地描述了古人获阅至亲好友书信时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1990年代的中期，书信都一直还是国人最主要的一种信息沟通工具。尽管说那个时候也早已有电话的出现，但或许与电话的普及程度明显不足有关，电话的存在实际上并未能构成对于书信的强势冲击。但等到手机尤其是互联网出现并得到广泛的普及推广之后，书信作为主要信息沟通工具的状况便受到了空前的强有力冲击。最起码在我，最近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再写过传统意义上的纸质书信。别说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交流，即使是年轻人之间异地的谈情说爱，也更多地依赖于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者干脆就用手机来直接通话。一种极端的状况是，就连电话，也都达到了可视的地步。人们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也都可以通过视屏的方式犹如面对面一般通话。从手机，到短信、微信，乃至于电子邮件，所有这一切愈加便利的现代通信方式，究其实质，皆是拜科学技术进步所赐的结果。这种情形的生成，再一次鞭辟有力地证明着科学技术进步影响并改变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绝大能力。
    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样一个网络时代，纸质书信的写作，业已成为一种足够奢侈的文化行为。尽管我们缺乏足够的田野调查数据作坚实支撑，但毫无疑问的一点却是，在受到网络与手机的强劲冲击之后，的确已经很少有人坚持纸质书信的写作了。伴随着书信写作之日渐淡出人类的日常生活视阈，书信的拥有，实际上已经带有了突出的“古董”也即文化层面上的“活化石”性质。纸质书信，很显然已经成为承载人类文化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1960年代生人，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曾经有过与亲朋好友书信往还的经历。至今犹记，渴盼鸿雁来书时的焦急难耐，展读散发着纸墨香味的信笺时激动与温馨。只可惜，愚笨如我者，并没有自觉的文化意识，没有意识到这些书信的珍贵，对于那些书信，总是在不经意间随手丢弃。待到电子网络时代来临，当我真正认识到纸质书信所具文化“活化石”价值的时候，很多封珍贵的书信已然随风飘逝，心中异常悔恨的我，只能够万般无奈地徒唤奈何了。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我们这个依托科学技术的力量飞速发展着的时代，却仍然还会有一些慧心人存在。正是这些慧心人，在敏感地意识到书信的文化“活化石”存在价值之后，对这些珍贵的书信进行了及时的保护与留存。既是著名画家，亦属优秀作家的韩羽先生，很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位慧心人。韩公年届耄耋之年，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曾经与文化界诸多至交好友有过书信往还。他与至交好友之间的这种思想、精神以及感情交流，真正可以被称之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或许与国人珍惜字纸传统的潜在影响有关，身上本就带有极浓厚传统文人色彩的韩公，在长期的岁月中，居然很好地把这些往还书信都保存了下来。这期间，居然还经历了后来被称作十年浩劫的“文革”阶段。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文革”阶段，乃是因为在那个不正常的政治高压时代，留存文化人之间的来往信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行为。稍有不慎，这些个信件就极有可能成为文化人被批判的文字罪证。当此情势之下，对于书信的保存，在彰显其文化“活化石”价值的同时，也有着对抗不合理政治时代的隐形功能。归根到底，韩公对于这些书信有意识的留存行为，有着相当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更其难能可贵的是，韩公不仅保护留存了这些珍贵的书信，而且还先后撰写了许多札记性质的文字，以对这些珍贵书信进行相应的笺注与阐发。韩公的这些文字，曾经先后发表在期刊杂志上。我自己，就曾经在《随笔》杂志上读到过其中的若干篇什，而且留下的印象还特别深刻。现在，韩公把这些读信札记全部收集整理在一起，交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集中阅读的机会。面对着这部由作者韩公联合北岳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打造的《读信札记》，我首先惊叹于装桢设计的高雅精美。该书共收入61位文化人前前后后写给韩公的76封书信。整体设计计由四大部分组成。首先是对于写信人的简洁介绍，然后是韩公与写信人的合影，接下来便是书信手迹影印与书信正文，最后一部分，即是韩公的札记。四大部分之外，其中的一些书信篇什之后，还会附有韩公自己抑或其友人的绘画精品。这些绘画精品的适度穿插，更是给这部本就异常精美的著作增加了几分光彩，明显地提升着这部札记体随笔集的装帧设计水准。倘要说此著的缺憾处，大约也就只能够是由于印刷用纸过分考究，因而使得重量大大超过了一般书籍。书籍过重，自然也就难以捧读，读者只有端坐案前，借助于书桌或其他硬物的支撑，方始能够完成阅读行为。
    《读信札记》的装桢设计固然令人惊艳不已，但与外观的高雅精美相比较，此著更重要的价值却体现在韩公对于文化界师友人生行迹的真切记述上。在一般人心目中，韩公主要以画名世，长期混迹于美术界之中。因是之故，他所交往的友人中，画家占了绝大多数。这些画家，自然构成了此著中最主要的通信对象。诸如丁聪、方成、华君武、张乐平、黄永厚、黄苗子、米谷、张仃、廖冰兄、贺友直、高马得等，皆属画界名宿者是也。但其实，在从事绘画事业的同时，韩公也还是一位在散文随笔的写作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的优秀作家。早在1998年，就以《韩羽杂文自选集》一书而荣获首届（1995—1996年度）鲁迅文学奖的杂文类奖项，便可以被视为写作能力突出的有力明证。无论如何，韩公散文随笔写作的成功，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在当下时代，很多散文随笔写作成绩的取得者，其实并非专业的散文作家：“其他的文体形式不太好比较，单只就散文领域的写作来说，很多从事专业写作的散文家，就明显写不过那些非专业的作者去。具体来说，又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小说家的散文写作，诸如汪曾祺、贾平凹、史铁生、王蒙、张炜、韩少功、李锐等一批作家，其代表性的文体，自然是小说无疑。但只要我们认真地读一读他们在小说创作之余的那些散文作品，你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散文写作水平较之于很多专门的散文家要更胜一筹。另一种则是一些艺术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画家的散文写作水平之高，直令人叹服不已。黄永玉、韩羽、陈丹青、吴冠中等人，其散文写作的脍炙人口，已然是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①大约也正与韩公坚持不懈的散文写作密切相关，韩公的交往友人中，诗人作家也并不在少数。艾青、田间、吴祖光、邵燕祥、萧乾、蓝翎、徐光耀、刘真、魏明伦、阎纲、舒芜、陈四益、穆涛等，他们写作成绩的卓著，是有目共睹的事情。画家与诗人作家之外，也还有诸如王朝闻、钟惦棐这样优秀的理论家。
    细察这些文化人的通信影印件，首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写信者不同的书写风格，或龙飞凤舞，或笔走龙蛇，或小心翼翼，或飘洒自如，或灵怪诡异，皆能从中见出写信者迥异的心性。与书写风格相比较，本身就能够直接呈现写信者思想成色的，自然是信件的内容。虽然信件在既往的岁月里的确承担着信息传达沟通的实用功能，写信者在当时也根本不会考虑到这些往还信件还会有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时候，但这些信件一旦公开发表或出版，它实际上也就成为了文章之一种。从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说，这些信件完全可以被归之于散文随笔的文类之中。既然是散文随笔，那其中思想见识的承载表达，就是一定的事情。比如华君武先生写给韩公的信，情形即是如此。“你的文、字、画，浑然一体，很随便，但别人要照着随便又随便不起来了。关良是前辈，他也想随便，只随便了百分之八十。”作为一代漫画大师，华君武言辞简洁地一语道破了韩公“文、字、画”融会贯通“浑然一体”的艺术特色。韩公之所以能够臻于如此一种艺术境界，关键原因在于，无论是为文，还是写字，抑或作画，韩公皆以自己的生命作倾情投入。拥有了如此一种共同的生命底色，其“文、字、画”的合三为一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结果。归根到底，韩公之戏剧人物画乃是随性婉转的结果。正所谓道法自然，道法人性者是也。与此同时，华君武的表达方式也像他的漫画那样充满着幽默色彩。这幽默，就集中体现在“随便”二字的使用上。一方面指出韩公的艺术个性在于“随便”，另一方面却又在强调这“随便”看似随便，其实却不是轻易就能够“随便”得起来。这种类似于绕口令的语式，所透露出的，正是华君武非同寻常的艺术表达智慧。紧接着，华君武又看似随意地把韩公与关良进行了比较。关良是近现代画界以戏剧人物画著称于世的绘画大师，他的画风，对于后来者韩公曾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在业界很多人看来，韩公的戏剧人物画已经在一些方面对关良有所超越。华君武显然是其中之一。唯其如此，他才会这样评价韩与关：“关良是前辈，他也想随便，只随便了百分之八十。”在强调二者之间存在传承关系的同时，华君武认为韩公较之于关良在艺术上又有所提升，所以才会有“只随便了百分之八十”一说。问题在于，这“百分之八十”的数据究竟如何得来？绘画作品又怎么能够以如此精确的数字来加以比较说明？尽管缺少必要的科学支持，但华君武如此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在美学上却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就这样，被收集在《读信札记》中的那76封书信，在具备信件本身的实用功能的同时，既可以被看作是硬笔书法作品，也更可以被看作是各具特色的散文随笔作品。也正因此，这些书信便无论如何都称得上是字如其人，信如其人，文亦如其人了。
    尽管说这61位文化人的76封饱含真情的书信绝对称得上是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但一个无法被否认的事实却是，构成了这部《读信札记》主体部分的，乃是韩公在时过境迁之后重新梳理阅读这些珍贵书信时以极认真的态度写下的这一篇又一篇札记。这部著作之所以被命名为“读信札记”，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那么，韩公为什么要重新阅读这些书信并专心致志地为之“札记”呢？且看他在“跋”中给出的说法（因“跋”不长但却重要，故全文照录）：“这束信札，不是日记，胜似日记。重读之，犹如重复一次往昔岁月。仙逝与健在的艺坛师友，相聚雅集，字里行间，天上人间。”“这束信札，虽已陈旧，但璞玉浑金，不减其光。只言即能解惑，片语诚可去缚。前辈指迷，同侪相勉，推襟送抱，我画坛小子，何其幸哉！之所以遭穷途而不哭，处涸辙以犹欢也。”“西人曰，回忆过去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我谓：回忆过去生活，可再重新审视一次。这束信札，使我憬然有晤。往事可征：是非之辩，美丑之分，人之德，人之善，未因遭逢困厄而泯灭也。感慨遥深，谨为之跋。”虽然只是聊聊数语，但韩公却已经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为什么要写作这些读信札记的根本原由所在。既往的书信，一方面固然凝结着师友之间的情谊，但同时却更是一种生命的凝结，时间的凝结。也因此，借助于这些书信的重新阅读与打量，韩公得以重返过去的岁月，重温往日的时光。更关键的是，札记的书写，与当年的通信时间，已经隔开了相当的时空距离。有了所谓“时过境迁”的时空距离，韩公对一些人和事自然会有新的体认与理解，对生命也会产生新的领受与感悟。此诚谓“回忆过去生活，可再重新审视一次”的根本要义所在。在这个意义层面上，韩公的这部《读信札记》则堪比鲁迅的名作《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旨在重新反顾青少年时期所经历往事的散文集。“而《朝花夕拾》这样的回忆童年生活的散文，就更是充满了个体生命的童年时代与人类文化发展的童年（原始）时代所特有的天真之气。这里展现的是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爱’与‘死’的童年体验的追记与成年的思考。”②同样是回忆录性质的文字，到了韩公的笔端，却是对于这些文化人精神世界的探幽索微，是对他们各自迥然不同的生命景象的真切发现与呈示。韩公身兼画家与作家两种身份，画家的天职，就是用手中的笔墨为世界与他人画像，而作家呢，打个形象的比喻，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在使用语言这种特别的“笔墨”在为世界与他人“画像”。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向擅长于妙笔丹青的韩公，实质上就是在用“札记”这种形式在为那些文化圈内的师友“画像”。其中，对于这些文化人的悉心评藻与书写，端的是直追刘义庆《世说新语》的高妙境界。《世说新语》以笔记小说的笔法精妙呈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曾经被鲁迅先生誉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而韩公的《读信札记》，之所以可以被看作一部《世说新语》式的作品，即是因为同样呈现出中国当代一众文化人的群像。就这样，回忆录再加上文化人精神世界的精妙评藻，《读信札记》事实上就应该被定位为一部不可多得的《朝花夕拾》与《世说新语》彼此叠加交融的散文随笔集。
    正是依凭着自身那副富有灵性的笔触，韩公在《读信札记》中形神毕现地活画出了诸多文化人的形象特质。比如，河北女作家刘真，韩公就只是抓住了一个吐痰的细节：“恢复高考那年，我去邯郸地区招生，这时刘真已调到邯郸地区文联。闲得无聊，去找刘真聊天。她仰躺在床上，我坐在沙发上，两个烟鬼弄得满屋烟气腾腾。正说到开心处，倏地一口唾沫如弹丸直射屋顶，气壮神旺，巾帼不让须眉。”刘真是一位个性大大咧咧，“无论是大批判或是小批评总有点满不在乎”的“刀枪不入”式人物。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曾经经历过大阵仗的她，拥有足够强大的内心世界。与韩公相对，一个仰躺在床，一个坐在沙发上且不必说，单只是吐痰而直射屋顶一个细节，就已经使得刘真女中豪杰的形象生灵活现地跃然纸上了。
    再比如，关于田间与梁斌之间的矛盾纠结，韩公也只是在细节上用功夫。田间与梁斌，一为著名诗人，一为著名作家。他们之间之所以会生出过节，大约与他们都在燕赵大地上长期生活有关。文人相轻，一个槽上不栓两头叫驴，两个文化人呆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便不免会有碰撞生成。关于他们两位究竟为何发生纠结，韩公并未置一词，他只是以白描手法直接写出两位在“文革”学习班里的相处情形。“当年田间、梁斌两位文联主席曾有过节儿，工宣队偏偏把他俩分到一个屋住，分在一起烧开水。”把这样的两位文化人非得摆弄在一起，那么，他们又该如何相处呢？韩公抓住的，依然是两个精彩的细节。一个是梁斌不回屋：“因而梁斌白天不回屋，坐在我们屋门口打盹晒太阳。”白天固然可以不回屋，那么，晚上呢？因为不在现场，韩公实实无法写出他俩晚上的相处情形来，但其情形的百般尴尬，我们却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再一个，就是他们特别的烧水情形：“这两位写诗写小说的圣手，烧开水却一手不手了。为了能按时喝上水，总会有班友自报奋勇越俎代庖。”晚上都能够在一个屋顶下睡觉，但到了烧开水时，却宁愿违背劳动纪律，也不肯在一起搭手烧水了。无论如何，这都有些水火不容的意思了。在那样一个畸形的政治高压时代，田间与梁斌本来都处于被迫害的状态之中，理应以相濡以沫的方式相互扶持才对。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两位究竟因何而结怨，但在那样一种非常的情势下仍然相互对峙争斗，于今想来都不能不令人顿生情何以堪之叹。
    著名画家张仃夫人陈布文的非凡风采，也只是寥寥数笔便得以形神毕现。陈布文的风采，主要通过其子张朗朗被捕的场景描写凸显而出。张朗朗是“文革”时著名的异见分子之一，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而在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张朗朗的文章中，曾经逼真记录过自己被捕时母亲的特别镇定。韩公的札记如实转引了张朗朗的相关记述：“同一天（开大会批斗张朗朗的一天），我家的居委会主任和两个警察赶到我们家，他们要找我妈妈谈谈。他们知道我们家孩子多，万一有人想不开，会有更恶劣的后果，所以我妈妈首先得想得开。妈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远方。警察走上前来，说：‘你孩子犯了大事了，又赶上点儿了（指大张旗鼓地镇压），你可得想开了。这会儿谁都没办法，你们家的人，可别胡思乱想，别出了岔子。’妈妈平静地说：‘我小时听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因为写东西被判处死刑，那时候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真正得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成了这样的人，我没什么想不开的，我为他感到骄傲。’”引述了以上记述之后，韩公由衷感慨道：“本来是身材瘦弱的小老太太，形象忽然高大起来。蟪蛄岂知春秋”面对如此镇定异常的陈布文老太太，一时慌了手脚的反倒是那些抓捕者：“主任连忙对警察说：‘老太太疯了，快走快走。’”那么，一个老太太，何以能够如此镇定地面对爱子被捕这一严重事件呢？关键原因还取决于她足称丰富的人生阅历。按照韩公的说法，陈布文“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类似于张朗朗被捕这样的突发事件，陈布文可谓耳闻目睹多多。有了如许丰富的人生经验垫底，在自己的爱子不幸被捕时她才能够处变不惊，才能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大将风度来。
    其他诸如华君武、丁聪、米谷、黄苗子、荒芜等各色文化人的精神气度，也都在韩公的笔端得到了可谓是淋漓尽致的形象展示。华君武虽然贵为一代漫画大师，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每每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惊人之举。“我曾陪他去看赵州桥，因是凭票浏览，空空荡荡，只有我们两人。看罢赵州桥，又看附设的景点。偏僻处有一锁着的小门，上写‘迷魂阵’，我们站在土坡上往里瞅了瞅，只见竹竿编成的篱笆纵横交错，再也看不出个究竟。华老边下坡边说：‘待我撒泡尿，破了它的阵。’就如面前这封信，不着意处也能令人绝倒，说到石家庄的‘热’，只有四个字：出类拔萃。”一位极有影响力的漫画大师，不仅不进厕所，在赵州桥附设的景点掏出家伙撒尿，而且给出的理由居然是“待我撒泡尿，破了它的阵”，简直一派天真浪漫。若无骨子里这样的一种天真烂漫，他便断断难以画出那些漫画精品，也不可能用“出类拔萃”来形容石家庄超乎异常的“热”。一言以蔽之，华君武漫画事业上突出创造能力的具备，与其内在精神世界中天真烂漫的一面关系殊为密切。但就是这样一位不失天真烂漫的漫画大师，居然惨遭病魔突袭。札记收关处，韩公包含真情地写到：“又听说华老认不清人了。我立即打了个电话，证之果然，一下子，心里空了半截。”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韩公对于华君武的深情却得到了强有力的表现。尤其最后的“一下子，心里空了半截”，真正称得上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貌似戛然而止，实则令人有无限回味。
    关于丁聪，韩公既写自己为什么因藏书而和前辈结缘，也写先生的好饮与豪饮：“有一回在上海相遇，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吃老酒’。已记不清吃了多少老酒，有句话还记得，他说自从1947年离开上海，这是第一次回来。说到这儿，兴奋得长吁一声：‘可回了家了！’我说：‘您回了家了，我可出了国了。’因为吴侬软语我实难懂，像到了外国一样。又有一次，在唐瑜先生家聚饮，虽多人在座，均作壁上观，唯我奉陪丁聪、赵沨二位前辈，频频举杯，也唯我醉得一塌糊涂，事后得知，喝了五瓶。”凡好饮者，皆有相当的酒量作后盾，所以也才能够豪饮。丁聪先生的状况，显然正是如此。三人喝酒五瓶，却唯有韩公一人醉倒，丁聪酒量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唯其如此，在上海与韩公一碰面，才会大肆叫嚣“我们吃老酒”。但文章的精妙处却并不在此，而在丁聪与韩公各自讲出的一句话。因为时长日久未到上海，丁聪内心激动万分，所以才会长吁一声“可回了家了”。上海的吴侬软语，对于身为北方人的韩公来说，简直就是在听天书，所以他才会万般无奈地表示“我可出了国了”。虽然只是极简短的两句话，韩公就把两位文化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展现出来，其语言表现力的惊人，的确令人叹服。然而，与藏书事、酒事相比较，韩公札记的值得肯定处，却是写出了丁聪在特定时代的不幸命运遭际。在不正常的政治畸形年代，丁聪在中国美术馆的工作，是抄写卡片：“他说他在美术馆的工作是抄写卡片，也就是为展览会书写画题与作者名字的说明牌。他颇为自得地告诉我，他写卡片一丝不苟。的确，仅以他的极具功力的小楷就已游刃有余。固然，工作无贵贱之分，可是那些年间充斥于美术展览会的所谓美术作品，有句顺口溜道得好：‘口号拳头枪，张嘴加反光。’一代漫画大家为充斯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颠倒如此，夫复何言。”卓有成就的一代漫画大家，却被用来为毫无价值的美术展览会抄写卡片，其大材小用简直到了荒诞的地步。但在强烈批判那个不合理时代的同时，韩公却也写出了丁聪的处变不惊与神定气闲。究其实质，如同丁聪这样的大家，之所以能够有绝大的文化创造，与其面对命运浮沉时的宠辱不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在关联。
    在韩公有着广泛交往的师友中，米谷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无法被轻易忽略的存在。关于米谷，韩公首先记述的，是他上世纪40年代第一次接触米谷画作时所产生的内心震动：“我漫不经心地看着。看着看着惊讶起来，这不就是我家乡的情景？这窗户、苇席、剥饰了的泥墙、油污的灯盏……都似乎在散发着我熟悉的为农村所特有的气味。这‘二诸葛’不就是我的远房族伯？那‘三仙姑’多么像给我生病的妹妹‘观香’的神婆子，我就曾经亲耳听到她对一个后生悄悄说：‘上我家去吧，孩子爹买菜去了。’”毫无疑问，年幼的韩公之所以会对米谷发生浓烈兴趣，原因就在于他在米谷《小二黑结婚》的画作中看到了自己故乡的情景，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米谷是谁呢？他的这支笔简直把我们村里的那些人的魂儿都拘到画上来了。”由于米谷身为《漫画》杂志主编，久而久之，韩公与米谷就相熟了起来。相熟之后，韩羽也就变成了“安羽”：“我已经听得惯熟了的，是米谷的那亲切而又蹩脚的普通话：安羽，来啦。”一句“安羽”，便真切道出了米谷对韩公的赏识与眷顾。作为漫画前辈，米谷对韩公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虹霓关》一画上。有一次，米谷命韩公去画《虹霓关》，韩公颇有些显得畏畏缩缩。因为时代的意识形态认为这出戏有问题。这时，米谷给出的态度是：“且莫管，那要看从什么角度看，这一对白袍的颜色不是蛮漂亮！”只有在时过境迁进行札记写作的时候，联系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一段话，韩公方始认识到米谷点拨的重要意义：“‘且莫管’是思想上的解放，是对因袭的排除，是导致独立思考的起点。”“且莫管”，虽然只是很普通的三个字，但对韩公的绘事却有着极重要的启示作用。无论是作为画家，还是作家，要想真正地有所成就，就不能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就不能顾忌太多，就总得有一点“且莫管”的独立精神。米谷与韩公二位，之所以能够在绘事上有所成，能够成为文化大家，最不容忽略的原因之一，显然在此。
    罢了，且到此为止吧。严格说来，收入到这本《读信札记》中的每一封书信，韩公为这些书信精心撰写出的每一篇札记，都有着展开一说的必要。作者以他的生花妙笔加以塑形的每一位文化人，其精神气度皆有非同寻常处。唯因篇幅有限，不再一一展开。但韩公关于魏明伦的札记因为事涉文章写法，不能不被特别提及。韩公写到：“华老画的‘魏明伦’是‘神在形似之外，而形在神气之中’。我画的‘魏明伦’是拘泥于‘形’，失之于‘似’。干脆些说，在‘趣’字上华老胜我远矣。‘趣’之多寡有无，漫画之品高下立见。何止漫画，诗文皆然。清人张潮说：‘才必兼乎趣而始化。’‘趣’的背后是才、学、识。我痛痛快快以快板诗招供：‘天涯知己情谊连，云山迢迢书信传，只叹我这画儿匠，画人容易画鬼难。’”此处之“鬼”，乃指魏氏明伦，盖因魏明伦一向自称为“巴山小鬼”者是也。在这里，借助于对魏明伦书信的笺释，韩公所真切道出的，其实是自己长期为文作画的根本经验。在他看来，不管是绘事，还是诗文，要想真正地有所成，均离不了“趣、才、学、识”四个字。也因此，这四个字，也不妨被视为韩公精心总结的的“四字诀”。事实上，对于韩公的这些真切体验，我自己在这些年的文学批评过程中，也有所体会。在我看来，散文随笔这种文体，某种意义上乃可以被看作是专属于老年人的文体。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若要想在这种文体上有所作为，须同时具备四样因素。一曰趣味，二曰思想见识，三曰性情，四曰语言能力。尽管未必完全一致，但就其根本而言，韩公与我的认识也还称得上是殊途同归。读韩公的这部《读信札记》，你就不难感觉到，先生的散文随笔写作真正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的确称得上是涉笔成趣下笔成文，其自然、率性能够给读者留下极深的印象。看似漫不经心随意点染，实则却是行云流水般的妙笔华章。还有一点则是，韩公真正做到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则成千上万，短则聊聊数行。
    在一些文学史家看来，鲁迅《朝花夕拾》的重要价值，在于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一种“闲话风”的写作体式：“《朝花夕拾》其实就是对这样的童年‘谈闲天’的追忆与模拟。这就规定了这类散文的特殊氛围：自然，亲切，和谐，宽松，每个人（作者与读者）既是说话者，又是听话者，彼此处于绝对平等的地位。——这正是对‘五四’时期盛行的‘我（作者）说你（读者）听，我启你蒙’，强制灌输的‘布道’式、‘演讲风’的散文的一个历史的否定与超越。《朝花夕拾》这类‘闲话风’是作者和读者的精神对话：作者掏出心来，真诚地袒露自己生活与内心的秘密、真实的欢乐与痛苦，希望引起读者（听众）的共鸣、联想、议论与诘难，达到精神的互补，而非趋一。这样，‘闲话风’散文就别具平等、开放的品格，又充溢着一股真率之气。”③韩公《读信札记》的艺术境界，庶几近之也。
    注释：
    ①王春林《女性命运的书写及其他》，载《长城》2014年第3期。
    ②③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5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