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冬，我有生头一回进京。当时我是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年轻编辑，正领命做一本大型纯文学双月刊的前期工作，这本刊物，就是后来在文坛享有盛名的《大家》。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但我胆子不小，一个人摸索着去了《青年文学》，偶遇知名编辑李师东。李老师听说我此行的任务是找在京的青年作家，为未来刊物的稿源做准备工作，便帮我介绍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正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的陶纯，二十几岁的陶纯已经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大刊发表过小说，作品还被《新华文摘》选载过，这在当时颇为不易。
    我拿着李师东写给我的纸条，先去了军艺，没费力气就见到了陶纯。人与人的关系真是奇怪，有的人与你一辈子共事，彼此都难成朋友；而有的仅一面之交，便成为永远的朋友，仿佛前世就认识——我与陶纯，便属于后者。
    从第一面我就看出，陶纯有颗细腻坦诚的心，这个出身山东贫穷农家的子弟，善良敦厚，沉稳实在，很低调，不张扬，总是面带微笑，性格不愠不火。我们相识26年，每年都要多次见面，我从未见过陶纯怒火中烧的模样，他总是微笑着。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一旦想到陶纯，就会阴转晴。
    《大家》创刊不久，我就责编了陶纯的短篇小说《村殇》，写的是农村被渐渐破坏的政治生态和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文章跟他人一样，不愠不火，不紧不慢，感性而调皮的文字会逗你会心一笑，但它是有深度，有力量的。送审时，主编问我为何选发这篇小说，我揶揄说，大概是因为微笑的批判现实主义。主编愕然，审完稿子后说，你是对的，只是这微笑里，夹杂了讥讽，这是篇有分量有特点的农村题材作品。
    陶纯从军艺毕业后回到驻济南的部队当专业作家。我在《大家》做编辑期间，常去山东组稿，每次笑眯眯接送我的都是陶纯。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那么后来我离开《大家》，我们就变成纯粹的朋友间的交往了。离开《大家》，使我品尝到了文坛上的世态炎凉，一些原本交往颇深的文人朋辈，因此与我渐行渐远。陶纯则不然，每次去济南，他仍然一成不变地、热情地迎来送往。有一次，我们闲聊到鲁菜，没想到第二天，陶纯就把我们带到一家有名的鲁菜馆，特意请熟悉的厨师做了经典的鲁菜，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快朵颐，有一道菜叫九转大肠，那道菜的滋味，20年后仍然弥漫在我的记忆里。
    2002年秋天，我和陶纯又多了一层关系：同学。我们共同进入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那届高研班，后来被文坛中人戏称为“黄埔一期”，49名同学都颇具实力。由于性格的原因，陶纯在这个班上是最受欢迎的同学之一。因为是老相识，彼此知根知底，所以我们二人之间的交流是最多的。我们都憧憬着，借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力争回去后多写出几篇有分量有影响的作品。但是毕业之后，陶纯却出人意料地转行进行影视剧本创作，10年多时间里没发表一篇小说。这让我殊为遗憾。2006年，他调到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发现，在影视创作上风生水起的他，少了一丝快乐，多了一丝忧虑。某一天酒过三巡后，他跟我谈写小说的打算，再三向我强调，写剧本和小说比，让他快乐的还是后者。我就说，尊重你的内心吧。
    其实，他是否还能回到小说创作上来，我当时是存疑的。但陶纯就是陶纯，他的转身是华丽的。他归来呈现的是一份厚礼，一部沉甸甸的大书《一座营盘》。这部长篇最先在《中国作家》发表，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好评如潮。因为小说触及了军队反腐，一时成了畅销书。除长篇外，他又相继在《人民文学》《当代》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天佑》《秋莲》《平平的世界》等中篇小说，几乎所有的文学选刊都选载了它们。从影视创作重返小说创作的陶纯，不仅没有因为写剧本“糙”了自己的手，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创作视野，更会讲故事了。他笑称自己回归，是不忘初心的表现，因为文学是他最早的人生追求，是一辈子都割舍不了的。
    大约20年前，陶纯曾经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写小说，不靠爆发力，而是靠耐力，坚持走到最后才算胜利者。这话我一直记着，现在说出来，与陶纯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