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否承认,那个单纯的纸上文学时代,早就已经结束了。全媒时代的到来,是一个确然已至的现实,生机勃勃,不管不顾,无论喜欢与否,它都顾自生长起来。只关注文学杂志和出版新书目就可以大体了解文学状况的局面,一去不返。全媒时代的文学阅读者及研究者,面对目前的局面,自然有非常强的发现焦虑。全媒时代跟纸媒时代的什么差别,带来了发现的焦虑? 要而言之,这焦虑也不外来自两个方向,一则是文学作品数量的庞大繁复,一则是文学花样的新异迭出。 在这个顾自生长起来的全媒时代,文学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加,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文学和文学性存身的地方也更多了,除了传统的报刊杂志,还有博客、微博、微信……文学性显身的地方越来越多样,除了传统的文学体裁,还有广告、流行音乐、MV、Flash、漫画……文学的视读终端,也从单一的纸媒,蔓延到平板电脑、手机、电子书……原来聚集在纸上的文学世界,离析为独立的文学岛屿,有的与此前的文学世界藕断丝连,有的则干脆孤悬海外,庞大繁复到让人无法集中观看。如此情势下,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性本身的选择和辨识,自然变得更为困难。 与此相应,即便把目光只集中在书写上,新兴媒体,尤其是微博和微信的出现,也让写作变得更精悍、更迅捷,甚至更犀利,打破了传统媒体(甚至是互联网初期)各种各样的啰嗦臃肿,扫除了诸多陈陈相因的滥调。这种快速、即时、一针见血的文字,很像是写作中的游击战,单骑突进,一击命中。摆脱了窠臼束缚的写作,会给予文体更多的空间,把写作从单纯的叙事、评论、散文等成型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更为自由的文体试验氛围。甚至可以说得更坚决一些,这种写作会冲击已有的文体秩序,并毫不犹豫地吸取传统写作的经验(因为它没有包袱,除了自己,不用对别的负责),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这种新文体无以命名,前途未卜,但会在新的时空里展示自我,并对以往的写作形成强劲的挑战。 与此同时,全媒时代更大面积的写作,也会出现让人惊惧的写作民主。这个写作的民主化过程,固然可以吸引大量被排斥在传统媒体之外的优秀写作者参与竞争,但也很容易被大众未经检验的审美裹挟,成为数量和狂欢的游戏,筛选出中等(通常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的写作,而排斥了那些最好的作品——它们总是带有明显的陌生化,因而不易辨认——劣文驱逐了良文。这一情形影响到写作,则可能导致写作者争相追逐众人的喝彩,并不断变换出新花样,而这花样却因为没有深厚传统的滋养,只成了不停翻新的游戏,自我标榜的面具,丢掉了文学细微复杂的特质,从而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走向平庸,变得千人一面——新异的另外一种形态。 不止一个人,担忧这个庞大繁复和新异迭出的新时代的文学境遇。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就曾提到:“我很好奇下一代人,也就是和互联网、移动电话、伊妹儿和推特共同诞生并成长的一代,会怎样利用文学来表达他们对当今世界的体会?”这个好奇潜藏着一种不信任,即对全媒时代的文学写作、文学发现和文学阐释的怀疑。反过来看,这个不信任也提示了一个问题,即,新的文学情境,要求新的文学发现和阐释方式——新的发现和阐释方式是什么? 庞大繁复的问题不自今日始。随着图书数量越来越多,早就过了“三冬,文史足用”的阶段,连智力超群的诸葛亮也只能“观其大略”,普通阅读者只好面对这不得不然的焦虑。金克木先生1986年写的《谈读书和“格式塔”》,就谈到了这种焦虑:“现在我们的读书负担更不得了。不但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还有杂志、报纸,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我们只按终端电钮望望荧光屏,恐怕也不行。一本一本读也不行,不一本一本读也不行。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怎么办呢?不妨使用“望气术”——“虽说是迷信,但也有个道理”,金克木先生说:“古人常说‘夜观天象’,或则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剑气’,什么人有什么‘才气’之类……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用外国话说,也许可以算是1890年奥国哲学家艾伦费尔斯首先提出来,后来又为一些心理学家所接受并发展的‘格式塔’吧?”面对庞大繁复的文学创作,能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从而判断出作品本身的格局和气魄,发现什么是值得注意的,什么是弃之不足惜的,就能提高阅读效率,并不因为作品的浩繁而忧心忡忡。在全媒时代,金克木提示的这个“观象”“望气”的整体读书法,说不定是一种高效的阅读和辨识手段,可以暂时缓解文学发现的焦虑。 整体读书法有个未言之秘,即,如何培养自己“观象”“望气”的整体观看能力呢?《歌德谈话录》里有个好例子。爱克曼记载,歌德有次指导他看画,“在每一类画中只指给我看完美的代表作,使我认识到作者的意图和优点,学会按照最好的思想去想,引起最好的情感”。歌德说,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用最好的作品打好基础,阅读者就已胸有丘壑,不管面对的作品数量多么庞大,差不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剩下的,是那些新异的、倚靠最好的作品练就的眼光也无法涵盖的作品。 面对新异迭出的作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于新异,抵达这新异的核心。说起来有点玄,不妨用但丁的话来说明,“箭中了目标,离了弦”。先期抵达新异核心的箭,必须用长期对精神领域专注的弦来发射——一个关心精神领域的人,已先于任何新异,独自走到了时代思想最旷远的地方,因而任何新异,都只不过是旧友相逢。譬如旅人,独自远行,有点劳累,有些疲乏。这时,新异文学的写作者出现了,正走在这探索者的左近,那时候,阅读者禁不住心中一喜,便高声呼喊起来,二者相视一笑,莫逆于心,“哦,你也在这里”,就此鼓起精神,再上征途。至于在一个时代,出现了无论如何也无法辨识的伟大作品,那么,不管我们是否有机会去发现它们,先对这绝无仅有的可能,提前表达自己的幸运之情就行。 即使已在庞大繁复和新异迭出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好作品,如何阐释和解析出其中的好,仍是一个问题。即便已经身在全媒时代,这个问题好像仍有再谈论的必要。在谈论文学作品的好时,始终会遇到一个误解,即阐析似乎只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负责解释文学作品的优点,检讨其中的问题,甚至还负有推广好作品的义务。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依附性写作的特点,因为一个有志气的阐析者,当他/她拿起笔的时候,就明确地表达了在精神领域竞争的愿望。对文学作品的阐析,根本不是简单的跟随性解释,而是一次有益的协作。 诺斯洛普·弗莱说:“批评的公理必须是: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 一个文学作品朦朦胧胧地传达出对某一陌生领域的感知,阐析者在阅读时,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有了“发现的惊喜”,并用属己的方式把这陌生领域有效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说得确切一点,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次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那个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评论者与作者一起,弄清楚了某个陌生的领域,从而照亮社会或人心中某一处未被道及的地方——一个新的世界徐徐展开。至此,阐析者与文学作品一起,把人类的精神探索引向新奇领域,从而完成自身的竞争性创造。 说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无论是对全媒时代的认识,还是在这时代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最终都结结实实地落实到了人身上。无论时代境况如何,文学显现的形式如何变化,它们本身只是镜子,镜子里照出什么,完全取决于临镜而照的人。“是人弘道,非道弘人”,所有的形式变化本身,既可能是病,也可能是药,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析究竟能够走多远,能够对精神领域贡献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面对这一问题的准备、态度、洞察和表达——一种新的,足以更改传统的表达。 不妨回味一下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话:“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整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新作品来临之前,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 引而申之,不妨这样说,如果要完成对过去的修改,要在一个陌生的时代完成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阐析,需要一些真正新的东西。这个所谓需要,不是对他者的呼吁和督促,只能反身而求,作为对自身切切实实的要求。争论全媒时代的优劣,预言文学的盛衰,在我看来,都远不如用《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的结尾来给自己鼓劲:“洋葱、萝卜和西红柿,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默地成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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