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 具有强烈意识的耗子 /
    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耗子”，是“懦夫和奴才”。
    此外，“地下室人”也是俄国“多余人”形象的一种变形。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在《时代》杂志发表《地下室手记》第一部分的脚注中指出二者的联系，并把这一类型的多余人称为“反英雄”。所谓“反英雄”就是“非英雄”，集对立的两极于一身，合二而一。这也是“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我认为，《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和德米特里也可称之为这类“反英雄”。
    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都有一种精神美，行为高尚（虽然不乏骄横恣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却道德败坏，行为卑劣。多余人言行脱节，“地下室人”却是秽行不断，眠花宿柳，宿妓嫖娼。他满口“美与崇高”，可是却净做坏事。《地下室手记》实际上就是《多余人自白》。“地下室人”曾这样谈到他自己：“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做蛆的伟大的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类悲剧性的处世态度乃是某些“优秀的”多余人的典型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谈到后者的小说《幻影》时说：“……太现实了。这现实就是一个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思想发达而又洞察一切的人的忧伤，一种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忧伤。”这话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地下室手记》。
    《地下室手记》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相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痛苦不相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广袤无垠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 胡明霞
    / 地 下 室 手 记（节选） /
    陀思妥耶夫斯基 臧仲伦 / 译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很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损害的到底是谁；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对他们丝毫无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我很早以前就这样生活了——大概二十年了。现在我四十岁。我以前在官署供职，可是现在已挂冠归隐。我曾是个心怀歹毒的官吏。我待人粗暴，并引以为乐。要知道，我是不接受贿赂的，其实应当受贿，来犒赏一下自己。（蹩脚的俏皮话；但是我不把它删去。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想这话一定很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到，我不过可憎地想借此炫耀一番罢了——我故意不把它删去！）当有人来找我办证，走到我坐的办公桌前——我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点。这些人大部分是些胆小怕事的人；当然，因为他们有事求我。但是也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其中，我尤其受不了一个军官。他怎么也不肯低声下气，而是令人极其反感地把马刀弄得山响。为了这马刀我跟他足足斗了一年半。我终于制服了他。但是，诸位，你们可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最让我生气，最让我恶心的事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当我气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你们只要给我拿来个洋娃娃，给我来杯糖茶，说不定我的气就消了。甚至会打心眼里感动，尽管以后我大概会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羞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脾气。
    
    那时我总共才二十四岁。那时我的生活就落落寡欢，杂乱无章，孤寂得近乎孤僻。我跟谁也不交往，甚至避免同任何人说话，越来越龟缩进自己的栖身之所。在办公室上班，我甚至极力不看任何人，而且，我非常清楚地注意到，我的同僚不仅认为我是怪人，而且（我一直感觉是这样）看着我都似乎觉得恶心。我常常寻思：除了我以外，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感到别人对他觉得恶心呢？我们办公室有一位职员，不仅相貌丑陋，满脸麻子，甚至还好像有副强盗相。如果我长着这么一副尊容，我肯定不敢抬起头来看任何人。还有个人穿的制服破烂不堪，在他身边都闻到一股臭味。然而这两位先生中竟没有一人感到羞赧——既不因为他们的破烂衣衫而无地自容，也不因他们的其貌不扬以及在人品上的某些缺陷而羞于见人。他们中无论哪一位连想也不曾想到，别人看到他们会觉得恶心；即使想到，他们也满不在乎，只要不是上司这么看他们就成。现在我已经完全清楚，由于我的无限的虚荣心，因而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所以我对自己经常十分不满，以至达到厌恶的程度，因此，内心里也就把自己的这一看法强加于每个人。比如，我恨透了自己的这张脸，认为我面目可憎，我甚至怀疑在我的这副尊容上有某种下流无耻的表情，因此我每次去上班，都痛苦地竭力装出一副独立不羁的样子，以免别人怀疑我下流无耻，而脸上则表现出尽可能多的高贵。“就算其貌不扬吧，”我想，“但是要让它显得高贵，富于表情，主要是要非常聪明。”但是我清楚而又痛苦地知道，所有这些优良品质我这张脸是从来表现不出来的。但是最可怕的是我发现这脸其蠢无比。但是只要它能显得聪明些，我也就完全知足了。甚至这样，即使脸上的表情无耻下流，我同意，只要别人认为我这张脸同时又非常聪明就成。
    不用说，我恨透了我们办公室的所有的人，从头一个到最后一个，而且所有的人我全瞧不起，可是与此同时我又似乎怕他们。常常，我甚至会忽然把他们看得比自己高。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忽然变成这样：一会儿蔑视他们，一会儿又把他们看得比自己高，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但是，无论蔑视也罢，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高也罢，我几乎在遇到的每个人面前都低下了眼睛。我甚至做过这样的试验：我能不能经受住哪怕某某人看自己的目光，结果总是我头一个低下眼睛。这使我感到痛苦，痛苦得都要发疯了。我生怕被人耻笑，而且怕到了病态的程度，因此有关外表的一切，我都奴隶般地墨守成规；热衷于随大流，打心眼里害怕奇装异服，害怕有什么异乎常态的地方。但是我哪能坚持到底呢？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可是他们大家却十分愚钝，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彼此相像。也许，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懦夫和奴才；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样，就因为我思想发达。但不仅是觉得，而且是事实上确实如此：我是个懦夫和奴才。我说这话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当代任何一个正派人都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懦夫和奴才。这才是他的常态。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就是这么被制造出来，也是这么被安排好了的。而且不仅在当代，由于某种偶然的环境使然，而且在任何时代，一个正派人都必定是个懦夫和奴才。这是人世间一切正派人的自然规律。如果他们中有什么人斗胆地干了什么事，那，但愿他不要以此自慰，也不要以此而沾沾自喜：遇到另一件事他肯定会心虚胆怯。惟一而永久的结局就是这样。敢于耀武扬威的只有蠢驴和它们的杂种，然而，就是它们也有一定限度。对它们不值得理睬，因为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当时使我感到痛苦的还有个情况：具体说，就是没有一个人像我，我也不像任何人。“我只是一，而他们是全体。”我想，接着就陷入沉思。
    由此可见，当时我还完全是个毛孩子。
    也常出现相反的情况：要知道，我有时候很讨厌到办公室去上班，以致发展到多次下班回家时都像大病了一场。但是我的情绪又会忽然无缘无故地出现一阵怀疑和冷漠（我的情绪总是一阵一阵的），于是我自己也嘲笑自己的偏执和吹毛求疵，自己也责备自己犯了浪漫主义。【指耽于幻想和脱离实际。】要不是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要不就是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不仅开怀畅谈，甚至还想同他们交朋友。所有的吹毛求疵又忽然一下子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谁知道，也许我从来就不曾对别人吹毛求疵过，它是佯装的，从书本里学来的？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解决。有一回我甚至同他们完全成了好朋友，还上他们家拜访，打牌，喝酒，谈论职务升迁……但是在这里请允许我说两句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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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在家里多半是读书。我想用外来的感觉压制住我内心不断翻腾着的冲动。而这种外来的感觉对于我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获得。读书虽然很起作用——它使我激动，使我快乐，也使我痛苦。但有时候又觉得无聊透了。真想活动活动，于是我突然陷入黑暗的、地下的、卑劣的——不是淫乱，而是寻花问柳，小打小闹。由于受到我长期的病态的刺激的影响，我的情欲极旺，炽烈如火。一旦发作就跟发作歇斯底里似的，痛哭流涕，还伴随着抽筋。除了读书以外，我无处可去——就是说，在我周围的事物中，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尊重和能够吸引我。此外，我心里充满苦恼；出现了歇斯底里般的渴望，渴望矛盾和对立，于是我就开始寻花问柳。要知道，我说了这么多话完全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不过话又说回来，不！我说错了！正是为了替我自己辩护。诸位，我写这话是立此存照，借以自励。我不想撒谎。我保证过。
    然而，在我的所有这些幻想中，在这些“躲进一切美与崇高以求解脱”中，我倾注了多少爱。主啊，我倾注了多少爱啊：虽然这是一种幻想的爱，虽然这爱从来没有实际运用于任何一件与人有关事情上，但是这爱还是很多很多，以至后来，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倒觉得没有应用它的必要了：这简直成了多余的奢侈。然而，到头来，这一切又总是极其顺利地转变成艺术（懒洋洋地而又令人陶醉地转变成了艺术），即转变成存在的美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是完全现成的，是硬从诗人和小说家那里偷来的，并利用它们来为一切公用事业和要求服务。比如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不用说，大家在被粉碎后才无奈的、自觉自愿地承认我的所有优良品德，而我则宽恕了他们大家。我成了著名的诗人和宫廷高级侍从，我恋爱了；我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并立刻把这些财富捐献给人类，【“地下室人”的这一幻想后来发展成“少年”的“罗斯柴尔德“思想（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银行世家，是西欧最大的团。“少年”也想积聚巨大的财富，拥有无边的威力，然后把自己的百万家财赠送给人民，为人民造福（参见《少年》第一部第五章第三节）。】又立即向我国人民忏悔自己受过的耻辱，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耻辱，而是在自身中包含有许许多多“美与崇高”，许许多多曼弗雷德精神。【指某种孤傲而又崇高的精神。曼弗雷德是拜伦同名诗剧中的主人翁。该剧反映了“世界性悲哀”这一哲学思想。】大家都在哭泣和亲吻我（要不然，他们怎么是笨蛋呢），而我则光着脚、饿着肚子去宣传新思想，【指空想社会主义。】并在奥斯特里茨大败顽固派。【指1805年12月20日拿破仑一世在奥斯特里茨大败俄奥联军。这里暗指革命起义。】接着是高奏凯歌，颁布大赦令，罗马教皇同意离开罗马去巴西；【指拿破仑一世与教皇庇护七世的冲突。结果是拿破仑一世于1809年被逐出教会，而教皇庇护七世则实际上成了法皇的囚徒，长达五年，直到1814年才返回罗马。】接着在科摩湖畔的鲍尔格斯别墅为全意大利人举行舞会，因为科摩湖为了举行这次盛会特意搬到了罗马；【指1806年为庆祝法兰西帝国成立而举行的庆典，日期定在8月15日，即拿破仑一世的生日。鲍尔格斯别墅建于十八世纪上半叶，有喷泉、雕塑和美丽的建筑，当时属拿破仑的妹夫米洛.鲍尔格斯所有。科摩湖坐落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在科摩省，此处的意大利系指意大利人民的解放斗争。意大利在当时是革命的同义语。】接着是树丛中插曲，等等——你们好像不知道似的？你们一定会说，我自己也承认，经过那么多的陶醉和眼泪之后，现在又把这一切拿到市场上兜售，岂不卑鄙和下流。为什么卑鄙呢，您哪？难道你们以为我对这一切感到羞耻吗，你们以为这一切肯定就比你们生活中的随便什么事情更愚蠢吗，诸位？再说，请你们相信，我的有些主意还是想得很不错的……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发生在科摩湖呀。不过，你们说得也对：的确既卑鄙又下流。可是最下流的还是我现在居然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更下流的则是我现在还敢这么说。不过，够啦，要不然就永远没完啦：反正一个比一个更卑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