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夏洛特·莱芙勒
    “我是自己性别的叛逆者，毫无疑问，我被创造得具有男人的兴趣和才能，没有为他人奉献和忘我的女性天赋……假如我是你，或者假如我晚生90年，我便可以投身研究，那对我来说是最渴慕的幸福。” 她在给大哥的信中吐露心声。不能有男人的自由，也不能做通常的女人——这是瑞典女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面对过的困境。
    1849年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父亲是校长，母亲有贵族血统，具备传统女性美德，长于相夫教子。安·夏洛特·莱芙勒从小智力超群。1861年，瑞典出现了女子师范培训，安·夏洛特·莱芙勒的父母认为那不适合大家闺秀，让安·夏洛特·莱芙勒像哥哥们那样接受学院教育就更不能想象了，直到1873年，瑞典女性才可追求学术文凭。男女作为社会存在的差别，体现于立法，更体现于社会体系：女比男低等。教会的宣传册灌输“真正的女性”应有的构造，竭力塑造贤妻良母。女性被看作男子的补充而非竞争对手。公共领域是男人的；女人的范围在于私人的家庭，妇女是感性和道德的泉源。
    少女莱芙勒曾为自己的厚鼻子辩护：“画片上所有的天使可都有厚鼻子！”她还对女友抱怨自己丑而不足道。女友坦率而残忍地回答：“的确不美。没有少数特例才有的财富和美貌。更稳妥的出路就是结婚。”莱芙勒觉得，女子将结婚作为整个人生的目标真是悲惨；何况，等一位也许永不出现的求婚者实在是一份羞辱。她从小就流露对写作的喜好，随着时间推移，更视写作为最爱。然而，当作家既是梦想也是恐惧。自己能走多远，心里没底；而出嫁仍是当时女性最大和惟一的成功——得到供养、居所及在世间立足的身份。相反，女作家背负的是有伤风化的贬义词“蓝袜子”——对“女知识分子”的这一称谓浸透着来自男性的羞辱。也是因为惧怕这份羞辱，莱芙勒接受求婚并于1872年出嫁。
    此前，莱芙勒雄辩地向女友历数未婚夫的长处，通报他体面的家世、学历、职位及对自己的喜爱，是要让女友信服，又似乎，其实是要最后一次说服自己。婚姻对她这样一个有写作等意愿的女子来说，是一种威胁，也是一种保障。
    新婚的莱芙勒自认幸福，投注热情装饰小家、安排宴会、学做女主人。丈夫拒绝听她谈文学，因为，他一听就头疼。成为母亲，是莱芙勒在新年许下的最大愿望，惜因丈夫性无能不能实现。至此，莱芙勒的道路还是一条中产阶级上层妇女的常规路。然而，她生命的轨迹没按预期的发展，最终还是被内心深处的意愿和疑问拽向别处。
    后来，莱芙勒常被贴上女权主义作家的标签。女权主义在她或非有意为之，或根本谈不上什么女权，什么主义，不过是本能，是作为女性，在人的需求被压抑的情况下，不由自主的呻吟和诉求。
    婚后多年，莱芙勒没有自己的书房。给亲友写信只在白天、丈夫不在家时——这是他的要求。假如这位枯燥而勤勉的工作狂丈夫在家中，他没有什么话，只埋头于文件里，她陪着，坐在他身边的摇椅上——这样他才觉得有趣。相反，1873年，当她匿名投出的剧本《女演员》在皇家剧院上演时，陪同看首演的是二哥。其后，她丈夫也几乎从不在妻子的文化活动中露面，妻子的激进让他深感羞辱。
    安·夏洛特·莱芙勒一直得到大哥尤斯塔·米塔格－莱芙勒的支持，这个成长为著名数学家的卓越男人，其女性观和主流思想并无二致。这从他的择偶观可见一斑——他没选择妹妹的一个聪慧能干的密友，却和一位平庸女子闪电订婚。
    除外人无法体察的男女间的化学作用外，尤斯塔的未婚妻并非安·夏洛特所言，真就“一无是处”。从留存的照片看，这个女子比安·夏洛特本人以及那位聪明的候选人更符合通俗的大众眼光。大哥对妹妹坦言，选这个女子，正因为她无知，音乐也好、绘画也罢，她都知道那么一点，也都毫不精通。对她而言，为丈夫奉献是其毕生最高的理想——这最符合尤斯塔的期望。
    震惊之余，安·夏洛特·莱芙勒多了个挥之不去的疑问：女人味和男人的情欲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一个没咬过知识苹果的夏娃对男人更有魅力？一个有智识和创造力的女子如何统一温柔、激情以及对一间私人房间的需求？力量和独立会让女人在其他人，特别是知识男性的眼里魅力骤减吗？
    1883年，她据此写出20多页的短篇小说《女人味和性》。1890年，又以同一标题写出200多页的新故事。《女人味和性I》让男性评论家困惑；而著名的瑞典教育家、女性运动家和作家艾伦·凯在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出，这篇小说表现的是时下关键的两大有冲突的潮流，一面是关于婚内爱应意味着双方的充沛感情和性的亲密。另一面是关于现代女性须保护自己，发展个性。凯认为，被解放的当代女性希望因内在的个人特质被爱，否则宁愿独身。
    莱芙勒的剧本或小说多集中于恋爱、婚姻和原生家庭话题，特别是爱与婚姻。她曾感叹，自己也想如法国小说家左拉那样，带上笔记本，走访社会的各个角落，观察、记录和呈现。但她不能，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尽管如此，莱芙勒还是锐利地提出不少与妇女命运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比如在剧本《真正的女人》中，除女性对个人资产的支配权，更讨论了性道德的单向化。那时，男人嫖娼，梅毒流行，自然也会传染给配偶。被认为须恪守妇德的体面妻子们该如何应对？只按社会惯例表示宽容，以为是丈夫的一时之过？还是反被丈夫责怪：做妻子的欠了周到？
    比如女子的性欲。莱芙勒据当时的一则社会丑闻改写出小说《奥洛尔·帮赫》 。贵族女子奥洛尔有几个求婚者，但她对他们毫无感觉。夏天在海岛度假，突发的风暴迫使她和灯塔看管人单独留在了礁岩上，她投入了他的臂膀。三天后，她回到自己的环境，和那男人再无瓜葛。然而，她怀孕了。母亲在女儿的求婚者里挑出最需要钱而不得不容忍这局面的一个。很难说，故事里有没有爱情，但确有对1880年代上流社会女子性欲问题的思考。性欲这天然的力量极具诱惑力也十分可怕，这本是大家闺秀不可涉及的——无论是奥洛尔·帮赫还是安·夏洛特·莱芙勒，无论是用个人言行还是用文字描绘。这个故事称得上1900年代著名的丑闻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前身。
    莱芙勒还借小说《在与社会的战争中》探讨：假如一位母亲在婚姻中得不到满足而离开，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易卜生在《群鬼》和《玩偶之家》中避而未答的问题 。
    莱芙勒视易卜生为偶像，也有过良好交流。她笔下的那位上流社会女子奥洛尔对灯塔管理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即从易卜生戏剧《群鬼》里借来：“没有勇气做到忠实和真诚是悲惨的。”但和易卜生层次复杂的戏剧比，莱芙勒的作品多了些平铺直叙。她对问题的体察锐利，惜作品多与真实事件，特别是她本人的经历距离太近。人物塑造相对扁平；语言不如斯特林堡的精准锐利；情节和表达也不如易卜生等文学大家丰满生动、有深刻冲突。
    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她曾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纯文学，更看重政治、宗教话题。这似乎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何她的剧本和小说担当得更多的是提出和辩论时代的女性政治话题的使命。在莱芙勒，这使命当然也和她本人对更自由的“生”的需要、对真理探求的需要、甚至对声名的需要息息相关。
    不管怎样，从父亲因对女儿的宠爱，斥资在1869年出版以假名印刷的故事集《偶然》，到1873年匿名投稿的戏剧《女演员》在皇家大剧院公演；再到不顾家人阻止，冒着被本阶层抛弃的危险，1882年终于用真名出版短篇小说集《来自生活I》，完成作为作家的自我认定；从一个表面看去循规蹈矩的中产上层女子，到激进女作家，莱芙勒杀出了一条血路。与她同时期的妇女中不乏有艺术天赋者，大多充其量做了家庭点缀：有绘画才能的，如名画家卡尔·拉尔松的妻子放弃自己的绘画生涯，做些家居装饰；有文学才能的，将文学的热情消解于给孩子讲述的童话；受过音乐训练的，当不了职业音乐家，只在家庭沙龙里感受欢迎。女性向往自由平等的男女关系既是过于大胆，也是徒增烦恼。
    作为当时瑞典作家的代表，莱芙勒被称为“我们时代最好的女作家”。一批叫做“年轻瑞典”的文学青年，更将她和斯特林堡看成“妈妈”和“爸爸”。人们相信，她在短时期赢得大量人气，是因为她最能揭示当前发生着什么。
    1884年，莱芙勒靠自己的稿酬在欧洲大陆游历，逗留于哥本哈根、柏林、伦敦、巴黎等地，接触了一大批包括巴黎公社社员在内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遇到了许多作家、画家、哲学家等。其中包括王尔德的母亲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回瑞典后，莱芙勒愈发激进。
    到了她年近40的1887年前后，尽管莱芙勒努力跟上文学新潮流，她的生活世界里变得充满冲突，家庭、文学界、朋友圈，还有整个社会氛围都对她有更大的压力。
    私人生活上，她和亚当·豪赫的关系到了决断之时。豪赫是一堆孩子的父亲，自由派知识分子，莱芙勒作品的丹麦文译者以及她无所不谈的密友。两人在1884年相识，其后于哥本哈根或斯德哥尔摩等地时能见面，书信更密集不断。豪赫的妻子曾恳求莱芙勒不要中断和豪赫的来往——不然，他会很不快乐。莱芙勒自我分析，认为抚爱不单是肉体的，也会是目光的，她和豪赫之间就有后一种。她想把两人的关系归为友谊，又觉得太自欺欺人——她认为有深厚交往的男女间鲜存纯粹的友谊。一面和妻子亲密，一面也和自己难分的豪赫让她费解。婚姻半死不活的她，自私地建议和豪赫抛开一切，移民加利福尼亚而未得响应。带着种种缺陷和弱点，莱芙勒为寻求作为一个人、一个女性和作家的更好生存状态努力奋争。
    雪上加霜的是文学风向的改变。1887年1月，她向豪赫表示，自己对乔治·布兰德斯失望极了，这个丹麦文学批评家已放弃原先持有的对妇女问题的自由态度，而更接近斯特林堡在小说《结婚》及其他文字中显示的立场。 斯特林堡甚至公开攻击莱芙勒没有孩子：一个不能结果的妇女是对自然的违背。他也因此不认为，这样的妇女对男女关系的观点有任何意义。尽管莱芙勒曾在一些场合激烈维护过斯特林堡。这段时期，18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关于婚姻意味、性道德、卖淫、妇女权利和天性的争斗达到高潮。自剧本《女演员》，莱芙勒不曾间断地借写作一再强调最具挑战性的妇女问题，走追求真理的道路。如今，虽有新作推出，但她的文字被斥为重复过去，文字枯涩，已经过时。
    难以想象，假如莱芙勒没有早逝，她还会掀起怎样的“反攻”。从实际发生的历史看，在瑞典，她一步步成了强弩之末。1888年新年伊始，黯然神伤的莱芙勒乘火车离开斯德哥尔摩，取道柏林，辗转到罗马，甚至远足非洲，采写了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报道。这是散心和游学，更是自我流放。也是在这次长期旅行中，她遇到了来自那不勒斯最古老家族的天主教徒，比她小10岁的意大利数学教授，这名公爵许多年后出任过那不勒斯市长。
    他对她十分迷恋。莱芙勒相当写实的《女人味和性II》 就取材于这段爱恋。“之二”和“之一”同样探讨女性气质以及男人的爱欲倾向。但在“之二”里，似乎出现了一个世间没有的男人，也就是莱芙勒的第二任丈夫。作为故事原型的事实是，这个温暖、风趣、俊朗又智慧的贵族男子冒着和家族决裂和失去财产的危险，爱一个比他年长很多，未必能生出继承人，没有财富和美貌的激进异教徒作家。他认为她是自己“灵魂的灵魂”，更盲目地坚信，她就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1889年初，莱芙勒对留守斯德哥尔摩的丈夫提出离婚。3月，离婚成立。因天主教廷不接受离婚，再婚成了好事多磨。其中周折包括莱芙勒前夫无比勇敢而宽容地写下自己性无能的证明，以示先前的婚姻无效；也包括莱芙勒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
    1890年，终于成婚，莱芙勒成了公爵夫人。虽然不被婆家接受，夫妇俩也一直住在租来的公寓里，婚姻生活似乎实现了莱芙勒一生向往的平等的爱的关系。在孩子即将出生前，一天晚上，她突然热泪盈眶：“我实在是太幸福了，这么幸福的生活不能持久。”那时，她的作品不仅是在意大利，在德国、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地也都有出版计划，意大利文化界将她看作一股新鲜的清风。莱芙勒这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生活在我面前丰饶而有希望地铺展。我的私人生活和文学生活同样得到了满足，其中一个就如同另一个。假如现在我死去，不得不说，我已在各方面登上人生的高度，一个闪亮的高度，那里，到处是阳光以及巨大、宽广的地平线。
    1892年6月，儿子出生。同年10月，她因阑尾炎死于那不勒斯。
    莱芙勒自觉处于幸福顶点时，客观情形是，她有深爱自己的男人，充满爱的体面婚姻，盼望已久的孩子——是世俗的大团圆。这样一个所谓女权主义者，她在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上的成败，客观上、很大程度竟还是依靠了对爱、婚姻和孩子的追求结果。虽说很难有人能独立于他人和爱而感觉幸福，莱芙勒的这份依赖还是和她惊世骇俗的奋斗一样让人诧异——而这并不是特例。
    莱芙勒周围有几个坚强女性，如世界首位女教授、数学家、俄罗斯人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她和姐姐在圣彼得堡学习时接触到激进自由派圈子。陀斯妥耶夫斯基也属于此圈，曾向她姐姐求婚。索菲娅和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符拉基米尔·柯瓦列夫斯基结婚，移居德国。年仅24岁，在哥廷根大学完成博士答辩。这个过人的女子在1891年因胸膜炎早逝。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并不快乐，一个原因是，孀居数年后，她陷入与一名俄罗斯社会学家的感情纠葛，一面恼怒于他的卡萨诺瓦本性，一面在情网中难以自拔。1889年那个阴冷多雨的岁末， 她和因再婚受阻的莱芙勒结伴在巴黎过圣诞，两个心灵强大的女人，每日最盼望的竟是情郎的突现。所幸，虽在情感上被动，柯瓦列夫斯卡娅不曾停止研究；而无论处于何种状况，莱芙勒也不曾停止写作。
    值得一提的是，比莱芙勒年轻9岁、后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女作家及瑞典学院第一位女院士的塞尔玛·拉格洛夫在1891年借《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登上文坛，她曾致信莱芙勒表达敬意，询问意见，并吐露一个新生女作家的彷徨，得到了莱芙勒的热情赞扬和鼓励。
    莱芙勒死后，还要再等几十年，到1921年，在她的祖国瑞典，女子才有了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而今，瑞典女性的自由度有目共睹。自1980年代，研究者重新重视莱芙勒——她提出的问题被认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中国，似已不存在莱芙勒的做常规主妇或女作家的两难。如今的女子都可求学、就职、恋爱，正是莱芙勒艳羡的晚生的女性。莱芙勒若穿越到现在，当惊世界之不同。但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却就在感受中的，来自外界也来自自身的女性性别压抑和生理禁锢。剩女话题鼎盛，结婚生子仍是衡量女子幸福的重要指数，更不用说诸如“二奶”和“嫖娼”了——性道德依然单向。当代女性或不得不羡慕将比自己晚生的女子，未来或有更多的平等和更广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