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说到底都是写自己。”
    朱辉这么说着，一不小心，就透露了自己的心思。固然也只是“透露”，因为他名目繁多的各类题材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解析，也只能从中揣测一二。正如我初始粗略浅显的理解，很轻易便误读了朱辉。
    理工男朱辉毕业于水利系，却没有参与建设过一座水利工程。从1985毕业后留校任河海大学教师，到河海大学出版社副社长，文学是朱辉简单纯粹的经历中美妙而丰富的点缀。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避免与出生地有关。或把出生地（或称故乡）作为资源，或作为背景和参照。在朱辉几百万字的作品中，与故乡有关的约占五分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朱辉以自己的家族史为依托，写了一个短篇《暗红与枯白》，发表于《钟山》，获得了第一届紫金山文学奖。小说的背景是里下河，但它是一个关于迁徙和生根的故事，作品隐含的意义是：我出生在里下河的兴化，但我的祖辈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似乎透露了朱辉长久的创作与里下河的关系。
    此间，朱辉发表了四部长篇，近百部中短篇。原电影出版社社长、评论家何志云遍览朱辉的作品后发现：朱辉的眼光及笔触与所谓的宏大叙事无关，却与我们习熟并早已漠然了的俗人琐事有缘；来自苏北小镇的同乡间的友谊与暗斗（《双风灌耳》），一个小女人与情史互相编织的发达史（《游刃》），一个小城画家欲说还休的一段情事（《动静》），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和女编辑间的一份暧昧（《对方》），或者，只是校园里的一次意外风波（《狂风大作》《棕色药瓶》），一个退休教授临死前的短暂生活（《红口白牙》）……朱辉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一切，有时携着理解，有时显出关爱，更多的则是知己知彼般的默契；他的叙述贴近对象的琐细与庸常，似乎并不在乎情节中隐含的冲突，更不刻意在那些地方停下脚来；他只关心那些与人性、人的隐秘心理相关的细节，尤其留意的，是这些细节背后蕴藏的意义……
    没错，细致，耐心，平实，家常，这些皆为朱辉中短篇小说的主要特点。即便是抗战题材的《白驹》，朱辉尽管在作品中表达了对战争的思考，也依然选取了从日常生活入手的视角。
    其实在长达30年的写作中，看上去他对都市更有兴趣，可以说，都市里的情感是朱辉的兴奋点。但是，又不仅仅止于都市生活的隐秘情感，如果不善于体察朱辉小说里关乎人性的深度揣摩，便会误以为他只是呈现世俗生活中暧昧不清的男女情调。实际上，“朱辉是一个善写人性幽暗的高手，他的小说是一个独特的、被遮蔽的存在。“（广西评论家张燕玲语）
    随着写作题材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新的元素注入朱辉的创作，使他的创作风格越发妖娆多姿。
    科技元素对于生活的介入是朱辉小说不可忽略的特点。 “现代科技，举凡电报，电话，手机，微信，DNA鉴定，哪一个不是把人类生活弄得面目全非？既然科技如此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作为一个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当然不会视若无睹。”朱辉曾如是说。
    《要你好看》男女约会是微信摇出来的，两个人分明面对面，他们用手机计算出的距离却是几百米。这是对科技的嘲讽还是怀疑？人类社会的演进，科技或工具的进化，无一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天知道》一书涉及的科研成果，则是治疗艾滋病的配方。艾滋病可算是人最隐秘的疾病，事实上已成为当今科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艾滋病治疗配方在成功征服 “绝症”之后，又会对人类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类的性是否会更肆无忌惮？艾滋病如果有朝一日可以治愈，对人类究竟是祸还是福……祁天杀死即将攻克艾滋病防治的周长，其原因不仅是周长和妻子的私情，更是“善意”地提醒人们：这世界上还有艾滋病 ，你们不要太放肆。
    “咱们不光能写左手握右手的小说，也能写左手斗右手的智力小说” ，朱辉说，科学的目的之一在满足人的好奇心。无论中短篇《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别人的眼睛》等还是长篇小说《天知道》，既是关于当代人精神困顿和道德突围的思考，也是对科技之于现代生活把控的反思。伴随着一个作案和反作案的侦探型“外壳”，朱辉固执地探究着人的道德底线。
    朱辉的小说，将城市中人情的淡漠、势利、欲望等表现得极其充分。《大案》中出现的警察和记者，对“犯罪嫌疑人”周长根的态度，是俯视甚至是轻蔑的，呈现出触目惊心的冷漠无情。但是在《红花地》中，从里到外都洋溢着温暖。即使是《天知道》，他的初衷也并不想让人绝望。他只是悲观：庞大的是人的欲望，和由这种个人欲望组成的“力场”。人在这种“力场”之中是极其渺小的，很少有人能够挣脱。正因为难以挣脱，些许的清醒才弥足珍贵。
    朱辉的温情其实掩藏在冰冷的文字背后。就像张爱玲那么渴求温暖，却一定以孤傲的样子示人。朱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生活中无法解答的问答，但在他所拥抱的文化中他找不到支持，这是朱辉的无奈和悲哀。朱辉的另外一些小说，即便通体温柔如《红花地》，骨子里对温情也甚为节制，保持警惕。温情成鸡汤，也许很讨喜，但对写作者来说却有点悲哀。他在小说《加里曼丹》中把心灵鸡汤分为“心灵公鸡汤”和“心灵母鸡汤”，说适用者男女有别，与其说这是戏谑，更是一种立场宣示。
    他说：“我的作品里面确实有着悲天悯人这样一种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很强烈。我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在关注人的心情，……如果说一个作家以自己的情怀去浸润他所关注的东西，那么你自然会觉得有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能与我个人的性情有关，但也不一定就与生活经历有关。我觉得人生是不容易的，虽然大家都应该想开点，但是人生确实艰难，相对而言，我们可能还算是活得比较从容一些的，但生活中还有很多活得不那么从容的人。”
    这一点，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早就注意到了。他认为，朱辉的小说即使处理暴烈的题材、即使他在讽刺和嘲弄，你也能感到他的根本态度的宽厚，他的语调贯彻着对人类弱点的包容，本能地避免愤世嫉俗的激烈和尖刻，避免思想的胶着晦涩，他的特殊之处在于用温和的理性处理一系列现代性主题。所以朱辉是有亲和力的，他不仅讲故事，而且我们的境遇、现代人的境遇在他的故事中能够得到同情的理解。朱辉的弱点和优势都在于此，他的小说题材和风格特别多样，你能够看得出一个有亲和力的作家的兼容性，但有时你会觉得其中缺乏一种把自己塑造起来的必要的专注。
    关于都市现代生活的情感，在朱辉的很多作品中频繁出现，包括新作《罪案病理》《吐字表演》《视线有多长》等等。现代婚姻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比如《吞吐记》中夫妻关系只剩下了金钱。股票涨则合，股票跌则分。但是如果只表象地看到美色和性的描写可能就辜负了朱辉的苦心。再比如《吐字表演》中台长和女主播的关系，“加班”是他们之间的密语。女主播和台长“坦诚相见”时再次播报新闻，播当日的国际国内大事。台长十分重视新闻工作，她播得好，台长的状态也就好。
    这里隐含的性与政治，才是朱辉真正要表达的内容。《视线有多长》说李毓带着第三者小王在同一个演出会上看到了妻子和她的男友。这篇小说看似简单的人物关系，实际上表达了朱辉对于物欲和价值观的思考。他不疾不徐地调侃着，自在着，有些玩世不恭，有些讥讽俏皮，如果不够用心，读者很容易被表面的婚姻乱象所迷惑，实则朱辉只是在借助于婚外恋的外壳，真切地透视表现了现代城市人的精神困惑与精神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朱辉的小说语言。语言的味道、准确、诗意、韵律……这些评价标准能覆盖朱辉的小说语言么？朱辉说，小说语言是不能从作品中剥离开来看的。在达到“通顺”“流畅”也许还包括“准确”之后，语言只是小说的一个元素。他不喜欢炫耀性的语言表演，却有论者和同行称赞他语言考究。汪曾祺的语言平淡而有味，老舍的语言是通俗却有韵味的，朱辉的不炫技的坚持显然已经成为了他的风格，他对语言是下了功夫的，或许这种平白到让人忽略的腔调正是一种令读者直接进入小说核心的故意。他的几部长篇，语言的皮相不统一，但骨子里又是一张嘴里说出的话。甚至人物的名字也费尽心思。比如《我的表情》里的几个人物，孔阳，杨乾尘，柔桑等等，这些名字是朱辉按金木水火土取的。
    2013年调入江苏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的朱辉，三年来已完成了从大学教师到一个专业作家的转变。许多朋友不太理解他的调动——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读者》、《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多次被中国作协主编的《年度优秀小说选》等多种年度选本收录，连续四届获江苏最高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朱辉若就这样悠游于途，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业余作家，也可以心安理得。但他显然有更高的目标。
    “就是专心写得好一点。把自己的天分（如果真存在的话）尽量写出来就可以。” 他说，他的小说只是“给一部分人准备的”。“如果你追求金戈铁马，漫卷红旗，那你不要打开它。它的伴侣应该是一杯茶，一支烟，柔和的台灯笼罩着你。”
    我的误读随着对朱辉阅读的深入一点点厘清。相信尽管作家的用心良苦未必能被多数读者理解，但一定有喜爱朱辉的“那部分人”心领神会，并在未知的阅读领域热切地期待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