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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远清:难忘“大头”陈映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学报 古远清 参加讨论


    
    11月22日下午,台湾友人打来越洋电话,告知陈映真去了天国的消息,心中甚为悲哀,不禁忆起数次与他会面的情景。
    那是在1995年8月底,一个阳光灿烂、金风送爽的下午,我来到台湾师大附近的一家日式茶馆,和陈映真伉俪会面,后来又移师诗人施善继家长谈。正当我随意在施家二楼参观主人的藏书时,发现这里有全套精装的《陈映真文集》,我强行索要,并和陈映真开玩笑说:“我正在组织陈映真著作学习小组……”陈映真知道我话中有话,便翻开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第389页:陈映真“因阅读毛泽东、鲁迅著作被扣上涉嫌叛乱的罪名而被捕、坐牢。”他说:“你写得比较如实,但大陆有些书说我组织‘毛泽东、鲁迅著作读书小组’,却欠准确。不错,我们当时阅读的书刊均是冲破重重阻力得来的禁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唯物辩证法读本》《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红旗》《人民日报》,有朋友还收藏毛泽东像章,但组织的名称是‘民主台湾联盟’。当时由我起草了六千余字的组织纲领,其实这些都是很幼稚的东西。”
    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严肃起来。陈映真说:“我知道你在研究台湾文学,搞历史要求第一手资料,我特为你影印了一份‘台湾警备总司令部’1968年12月18日所下的《判决书》。”我急忙翻开一看,只见被告第一人写着陈映真的户籍原名陈永善。这是导致陈映真失去人身自由长达7年之久的原始文件,是研究台湾政治及文学思潮的重要资料,我连忙请陈映真签名留念,他毫不犹豫在《判决书》封面写下:“古远清先生纪念 弟 陈映真 1995.8.27”在他题签的时候,我选择了最佳角度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也是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们一边品茶,一边高谈阔论,从黄昏谈到深夜,其中聊到少数台商在大陆包二奶,我说大陆将这种现象称为“一中一台”,陈太太插话说:“台湾人叫这种现象为‘一国两妻’”。
    陈映真头部硕大,体魄魁梧,肌肉饱满,文友们戏称他为“大头”。施善继说:“如果打架,‘大头’一人至少可对付七八个。”我问陈映真是否到武当山修炼过,他说:“我还没有到过湖北呢。我不但没有学过武功,而且身体还欠安,有房颤的毛病呢!”
    第二次难忘的会见是1996年盛夏,陪陈映真夫妇游三峡。其中巫山小三峡一江碧水,奇峰壁立,竹水葱绿,猿声阵阵。我们一边欣赏这巧夺天工的自然画廊,一边谈起两岸文坛的交流。船快到奉节,我们在甲板上吃晚餐。同行的台湾小说家郭枫说:“昨夜‘拱猪’(扑克牌打法的一种),我赢了,现由我罚大家每人表演一个节目。”我自告奋勇讲了一个很难笑的大陆笑话,陈映真听了不过瘾,便说“我来个口技表演,模拟母鸡下蛋”,果然,咯咯咯的叫声真像。可同行的台湾评论家吕正惠“讲评”说:“这是炒现饭。这个节目他在不久前台北召开的两岸台湾文学研讨会上已表演过。”因而他要陈丽娜“补偿”,即要“小陈”讲她当年追“老陈”的经过,丽娜只好坦白交待:“我们俩同在跨国公司工作,他先是找我借钱,后来就用一碗牛肉面把我骗走了。”
    陈映真回台前我邀请他到我家做客。他见我家客厅里摆了许多“文革”时的结婚纪念品毛主席像,他指名要摆在中间由景德镇出品的毛主席挥手的全身塑像,我太太有点舍不得,我说:“他这样热爱毛主席,就送给他吧。”陈映真“贪得无厌”,又向我索要印有“中南财经大学”的运动衫。我问他有何用途,他秘而不宣。据说,他向东道主“索要”运动衫有“前科”,如到北京大学,就向主人要印有“北京大学”校名的T恤做纪念,后来看到台湾的有关报道,才知道他把这些运动衫和T恤分给家人和朋友,穿在身上参加反“台独”的大游行。我把这事写成散文,并请他审正,他回信说:
    远清兄:兹斗胆更改尊稿奉还,谢谢你的友情和美意。你对我过分溢美,令我不安。文中关于“北京大学”T恤不是我穿而是内人游行时穿,故全删去。废纸利用,请勿介意。
    祝秋好。
    弟 映真
    我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武汉大学同窗古继堂都从事台湾文学研究,陈映真戏称为“南北二古”。我送给他《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当今台湾文学风貌》等拙著,他看后说:“你有关研究台湾文学的书都是一人独立完成,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行侠,研究台湾文学的人,都不能不读你们‘二古’的书。不过,你比古继堂还多了一个领域海外华文文学,但你的重点是台湾文学,希望你以后多写些这方面的文章。”
    新世纪初期,长江文艺出版社约我编年度世界华文文学作品选,有一次我选了陈映真的文章,并学习他“废纸利用”写信的节约精神,顺手从会场拿了一张只单面用过的复印纸,在反面用钢笔写授权书要他签名,他很不高兴地说:“你这太随便了,希望你正式一点。”后来我赶紧找人打印授权书并盖了章,这时他却称赞我:“你办事效率真高。”
    我不仅“随便”,还有一次对“大头”陈映真失约。在台北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时,陈映真向时在台北的“二古”约稿,其中古继堂准时交了稿,我却因故迟迟未交,一直感到对不起陈映真。这次“大头”匆忙地走了,我再无机会听到他的教诲,可他一直活在我心中,也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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