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经历过苦难的人，很难对苦难有深刻的理解，也很难对身处苦难的人赋予真正的关怀。以至于一些作家认为，苦难就是悲惨。他们对人的磨难或置之不理，或抱之以狭隘的谩骂和咬牙切齿的嫉恨。但近来整理60后作家邵丽的稿件，她对苦难的理解和书写，早已超越了苦难本身，令我心生敬意。
    她说，如果我们把苦难理解成悲哀，那我们的姿态比苦难本身还低，我们被苦难压迫着，根本无法超越它。只有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才能挺住尊严。挺住尊严的人，几乎在邵丽每一部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王跃进、刘万福、明惠、齐光禄、王祈隆……他们充满着不屈与抗争，甘愿在苦难里磨练，也不愿向苦难低头。这种顽强的精神，一直以来都深埋在邵丽的骨子里。
    1965年，邵丽出生在困难时期，生存还是死亡，忍受饥饿还是要尊严，这些问题依然绵延在她生活过的小镇上。那时物质匮乏，反倒是一些读物，给了邵丽精神上的安慰。彼时放在邵丽手边的除了《红楼梦》，还有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者塑造了林黛玉的悲剧，后者则磨练出了钢铁般的意志。这些人物的存在，让邵丽有了“滤尽严酷之后，好像留下来的都是温暖”的感觉。
    此后，她更是阅读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系列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他们忧心忡忡，把人物放在万般忍受的境遇里，来锤炼他们的信念。对邵丽而言，这正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之处：崇高的悲剧美、他们对人性进行不竭地追寻，以及面对苦难所给与的宽容态度。这些都给了她文学启迪。因着后来沉入农村挂职的经历，邵丽把对城市的想象义无反顾地投向了农村底层。反感于一般作家对苦难的肤浅理解，她就像一位医生，用手术刀般的笔，把一个个小人物送上了悲剧美的手术台。
    在《我的生存质量》中，哥哥们觉得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父辈那样的成就，所以要创造一个完美的家庭来安慰自己：创造一个“妻子”、“孩子”和“父亲”。在《第四十圈》中，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好老板、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齐光禄，最终拿着日本刀走向了他本不该去的操场。而“王跃进”则陷入三生三死的循环悲剧。有人说，苦难本身够不成悲剧，与之抗争才会酿造悲剧。哥哥、齐光禄、王跃进等等人物的悲剧，正是不满足于命运安排，与之抗争的结果。
    可是，这些人物一定要那么活着吗？邵丽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他们一定要那么活着！他们别无选择！这才是最悲凉之处。”她没有改变齐光禄的行为，“那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生命绽放，如飞蛾扑火般决绝和神圣”，这恰恰构成了人物的悲剧美。
    从这一层面来看，邵丽同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就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书写苦难，把人物放在苦难中进行锤炼，从而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尊严，看到了更多对生活的悲悯和对生命的热爱。他们身上的不屈，正如同暗夜里涌动的星河，发出穿越黑暗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