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若干年来，一个被称为“里下河作家群”的文学现象，在文学界日渐产生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尽管地处江北，但里下河地区却因地势低平而水网稠密、湖荡相连，具备着典型不过的水乡地貌特征。更何况，这里还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诸如施耐庵、刘熙载、郑板桥等一众文学名家。进入当代之后，里下河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位杰出作家，就是以一系列精致短篇而名世的汪曾祺。从根本上说，里下河作家群的集结成形，与汪曾祺示范性的影响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然而，或许与当下这个时代乃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有关，尽管被奉为祖师爷的汪曾祺一生从未涉足过长篇小说写作，但里下河作家群中的不少中青年作家，在近些年来却不约而同地把主要创作精力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写作。毕飞宇的《平原》、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刘春龙的《垛上》等，堪称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作。其中，高邮作家周荣池新近创作完成的长篇小说《李光荣下乡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应该被看作是这一作家群在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一个新收获。
    但相比较而言，周荣池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却在于纪实性色彩的具备。这一点，作家自己在《后记·自辩》中，曾经做出过明确的说明。与一般的小说总是会虚构一个地名不同，周荣池直言自己的小说故事就发生在菱塘这个江苏省惟一的回民乡。不仅如此，文本中所提及的高邮湖、神居山等，也都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地名。所有这些，再加上周荣池原本打算写一部纪实文学或者非虚构作品的初衷，就充分说明，《李光荣下乡记》中固然也会有想象虚构的成分存在，但其纪实性色彩的突出，却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
    也因此，在视点性人物李光荣身上，非常明显地晃动着作家周荣池自己的影子。出现在周荣池笔端的李光荣，可谓身兼二任，既是一位基层干部，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作为基层干部，李光荣戴着一顶“副科级”的小官帽；作为一名作家，他曾经根据自身的经历创作过一部村官题材的作品。事实上，只要是对周荣池稍有了解的读者就会知道，在《李光荣下乡记》之前，他就曾经写作过一部名为《李光荣当村官》的长篇小说。由此，周荣池之作为李光荣人物原型存在的事实，也就不证自明了。与此同时，假若说《李光荣当村官》可以被看作是《李光荣下乡记》的前史，那么，《李光荣下乡记》，自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李光荣当村官》的后传。二者之间某种内在关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李光荣，既然一方面是“副科级”干部，另一方面又是一名“村官作家”，那么，到了后来上边要求搞“走转改”活动，省里准备资助一部分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时，李光荣便“申报了本地一个民族乡清真村第一书记的小说题材给省里作家协会”。想不到，这一申报竟然被批准了。恰好市里要派驻第一书记下乡到村去进行扶贫服务，合二为一，李光荣遂被安排到这个民族乡的清真村去担任了第一书记。事实上，也正如小说里所描写的，李光荣虽然身为第一书记，但却并未实际承担起第一书记的责任来。与他的“村官作家”身份相匹配，上级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其实只是“文化扶贫”：“你们民族乡的清真村不需要经济上扶贫，但是挖掘地方文化方面还要加强，这位第一书记去为你们挖掘地方历史文化，正是中央提出来的‘精准扶贫’的生动实践，他要做的就是‘文化扶贫’。”就这样，身为“村官作家”的“副科级”干部李光荣，开始了自己长达一年之久的以“文化扶贫”为要义的下乡过程。如此一种艺术设定，在明确规定小说的主体叙事时间为一年的同时，也告诉读者，所谓“李光荣下乡记”，所描写记述的就是李光荣在“文化扶贫”的下乡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整部小说，连同开头的“楔子”在内，共计8章。“楔子”尽管带有突出的交代故事起因的序幕意味，但实际上在这一部分作家就已经开始正式记述下乡的所见所闻了，也因此，我更愿意把“楔子”理解为小说的第一章。如果把“楔子”也理解为一个章节，每一章集中写一个人物，那么，整部小说描绘展示给读者的，也就自然是生活在这个民族乡里的七八位人物。由于每一章所聚焦的人物都会有所变化，各章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粘合度其实并不紧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章节都是由于视点性人物李光荣的所谓“文化扶贫”活动而被串联在一起的。也因此，对这部小说的文体，事实上可以做出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把每一章都看作是单篇独立的短篇小说，这样，《李光荣下乡记》自然也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再一种判断，由于所表达思想主题的相对集中，由于串联性人物李光荣的存在，《李光荣下乡记》就可以被理解为一部结构相对松散的长篇小说。
    虽然从文体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但最起码在作家周荣池自己，却毫无疑问是把《李光荣下乡记》当作长篇小说看待的。作家在后记中以“自辩”的形式强调《李光荣下乡记》在文体上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长篇小说，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自己多多少少已经意识到这一方面确然有欠缺。惟其如此，他才会千方百计地设法加强李光荣的感情线和事业线，正是为了增加李光荣的戏份，使之成为一位充分介入文本现实的有机人物。依我所见，《李光荣下乡记》乃是一部人物群像式的长篇小说，与其说李光荣是主人公，莫如说是包括薛元中、钱白平、二歪子等在内的民族乡七八位人物共同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
    《李光荣下乡记》这部结构松散型的长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采用了类似于西方“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模式。作家尽管借鉴了西方“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式，但却并未完全袭用。二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其一，李光荣是一位以“文化扶贫”为己任的下乡干部，不复是一位放荡不羁的“流氓”。其二，尽管作品标题为“李光荣下乡记”，但实际上，李光荣却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作是小说的主人公。九九归一，他只不过是一位在小说结构上特别重要的视点性人物而已。
    通过对西方“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借鉴运用，周荣池意欲达到的艺术目标乃是对当下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建设进行细致充分独富抒情意味的描写与展示。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方面，又分别是地域风情的精细描摹与人性善的充分书写。首先是地域风情的精细描摹。作品所集中描写的菱塘这个地方，既然是江苏省惟一的民族乡，是一个典型的回汉混居地带，那么，一种回汉杂糅共存的地域风情的形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清真美食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张墩寺的烧香、高邮湖的跑鲜等，这些富有地域风情的事物都在周荣池的笔端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艺术描写。说到地域风情的展示，具体来说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域风情描写，另一种则是将地域风情不仅有机地融入到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演变过程之中，而且还很好地与人物形象的刻画结合在一起。具体到周荣池的这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大多数地域风情描写，毫无疑问属于后一种。比如，关于清真美食节的描写，就与小和子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了一起。在菱塘，美食节的举办，是一件影响颇大的盛事。肩负“文化扶贫”任务下乡的第一书记李光荣，一到菱塘，所遭遇的第一件棘手事情，就是清真美食节的举办。
    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是，既然清真美食节年年都会举办，早已轻车熟路，又怎么会令人感到棘手呢？却原来，这里牵涉到了小和子是否参加美食技艺比赛的问题。小和子的参赛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却又与她当年的一桩偷学厨艺的公案有关。因为家庭贫困，小和子曾在一家名叫“回菱阁”的回民饭店做过打杂跑堂的帮工。小和子是一个眼明手快的有心人，一边打杂跑堂，一边留心后厨大师傅的手艺，此事引起大师傅和徒弟们的不满，小和子在与他们一次冲突后离开了“回菱阁”。一方面，由于有这些过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和子后来经营饭店时曾经遭受过一家单位的赖账，不愿同政府打交道，所以，小和子便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次清真美食节的美食技艺比赛。最后，还是二歪子的激将法发生了作用，小和子不仅参加了比赛，还不出意料地获得业余民间组第一名。就这样，在充分描写展示清真美食节民俗风情的同时，小和子这样一位聪颖能干、生性倔强、拥有强烈自尊心的乡村女性形象，也就随之而跃然纸上了。对于《李光荣下乡记》中地域风情描写方面的这一特点，我们完全可以用艾布拉姆斯的这样一段话来加以评价：“地方小说强调背景、人物对话和某一特定地区的社会结构和习俗，不仅得有‘地方色彩’，而且是影响人物的气质，他们的思维方式、感情和相互作用的重要条件。”
    其次，是对于人性善的充分书写。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少不了与人性世界发生密切的关系。极而言之，离开了人性世界的深入勘探与挖掘，也就没有了文学世界的存在。说到人性世界的构成，自然就与所谓的善恶发生了关系。一方面是人性有善有恶，另一方面，以人性世界为勘探对象的文学世界，也同样有善有恶。或许与作家不同的天性有关，有的作家，特别擅长于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挖掘与批判，有的作家则擅长写人性中善的一面。相比较来说，周荣池更接近于后一类作家，相对擅长于对人性善的体会与书写。这一点，在这部《李光荣下乡记》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举凡捐资助学的儒商谢生林、商海拼搏的企业家陈佑欣、把一生都献给伊斯兰教的薛元中、培育桃李无数的乡村教师钱白平，甚至连同本来很可能斗成乌鸡眼的处于三角恋爱状态中的李光荣与薛小仙、杨树叶两位女性，全都以其善良无欺的人性美给读者留下了鲜活难忘的印象。相对来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恐怕是薛元中与钱白平两位。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薛元中。薛元中，是菱塘清真寺里影响最大的一位阿訇。由不怎么受待见到最后终于成为一位受人敬重的阿訇，薛元中付出过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一次，村民杨文敏家的母牛难产，兽医虽及时赶到，但却因走得急没有带齐兽药。紧要关头，冒着急风暴雨主动前往畜牧站取药的，就是薛元中。由于及时取到兽药，杨文敏家的牲畜保住了，薛元中却为此而付出了脚骨骨折的惨痛代价。就这样，在经过了这个事件之后，周围的人们逐渐认可了他。作为德高望重的阿訇，薛元中毋庸置疑是人性善的体现者。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强调薛元中的人性之善，并不意味着他人性深度的匮乏。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他的人生，我们就会知道人性善绝不意味着人性深度的匮乏与欠缺。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乡村教师钱白平。由于李光荣被安排负责诗词之乡的建设这一方面的工作，所以，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与钱白平接触的机会。虽说钱白平在早年曾经历经沧桑，饱经苦难，但所有这一切却并未能摧毁他那执著于善的人生理念。说到人性的善，在钱白平身上主要有三方面的具体表现。其一，钱白平虽然并不想成为一位诗人，但他实际上却一生都在执著于诗歌的写作。其二，是“文革”中，面对着造反派强势威逼，钱白平以坚决的态度拒绝下跪。其三，是拒绝拆掉老屋。这些在充分见出钱白平精神风骨的同时，也见出了他的人性之善。对此，薛元中有着很是到位的理解：“一千年前回民来到这湖边定居下来，回汉和谐共处千百年，异乡人早就认此为故乡地，只因为和善的生活早就融入骨血之中，哪有什么他人外姓的偏见呢？”尽管说，薛元中所具体谈论的，是钱白平内心世界中的“善”，但倘若联系整部长篇小说细细想一想，这段话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
    虽然说有了对于“流浪汉小说”结构模式的有效借鉴，有了地域风情的描摹展示，有了人性善的充分书写，《李光荣下乡记》已经是一部相对优秀的长篇小说，但是，只要是熟知汪曾祺小说创作的朋友就都知道，仅仅一个人性的善，实际上并不足以概括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在充分书写人性善的同时，汪曾祺其实也写到了人性之恶。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想一想汪曾祺杰出短篇小说《陈小手》结尾处那射向陈小手的枪声，就可以有一目了然的体会与理解。也因此，对于作家周荣池来说，仅仅有对于人性善的书写，恐怕还是不够的。我们真诚期待着，在今后的小说写作过程中，作家能够在恶的书写与透视方面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