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始终呈现为“西化派”与“本土派”并存而竞逐的局面，“西化派”关注西方哲学思想、文学方法之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与移植，“本土派”则反其道而为之，甚至不屑“新文学”而以株守旧体文学为号召。然而学术代有新变，及至新世纪，侧重中国文学“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创化派”研究亦渐次崛起。李遇春新著《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即是其中很具分量的代表作。不过，依於可训先生之判断，李遇春的“创化”研究与林毓生的旨在与西方相衔接的“创造性转化”同中有异，实更近于刘勰所言“通变”，“立意在反本，指归在开新”，这确实是知情之论。亦因此故，李遇春并不惮于被人误解为“复古主义者”甚或“遗老遗少”。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建“中国自信”的年代，做一个“文学复古主义者”又有何妨？
    与其他“创化”研究相比，李遇春新著主要集中讨论古代文学文体经验在“新文学”中的存在形态及其资源价值。书中深具学术史价值的观点纷呈竞现，如对“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的分析，即颇引学界重视，相关成果先后获得中国文联评论奖和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与此同时，书中也有部分颠覆性的创见，如对于被“西化派”学者屡用西方“成长小说”概念来释读的《青春之歌》《创业史》等红色经典，李遇春却独抒己见，认为它们“走的是《岳飞传》式的传奇艺术路径”。然而无论是大胆新见还是持重之论，都建立在系统而周详的考察之上。不出意外的话，《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一书将有力地推动甚至引领当前方兴未艾的“创化”研究。
    然而，这也意味着新的学术挑战。无论是文体传统的激活还是文化传统的“再生”，都涉及中国资源与西方资源（如启蒙、革命等）之间的遇合与适配问题。恰如贾平凹所言，“（作品）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那么“史传”、“说话”与“成长叙述”之间是如何展开“斗争”、“谈判”并最终形成新传统的过程，无疑将成为“创化”研究下一步令人期待的问题领域。作为“70后”学者中的佼佼者，李遇春值得我们深深地期待！
    （《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李遇春/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