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说：“无论读者如何将一本书弄成他们自己的，结果都是该书和读者合而为一。本身就是一本书的这个世界，被堪称这本世界之书中的一个字母的读者所吞没；如此一来就替阅读之无穷无尽创造出一个循环的隐喻。我们即是我们所阅读的东西。”
    这样，当我手里有了一个小说文本《疤》（作家杨晓升中篇小说新作，载于《芒种》2016年12期上半月刊）的时候，我自然想到了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这个小说中，我看到了他所说的“我们即是我们所阅读的东西”，在内心的现实与虚构的现实之间的双重投影。
    将入不惑之年的画家贾增城，在一次偶然的聚会中着魔似的陷入到可能的艳遇中，之所以说是可能，是缘于席间有一颇具姿色又不无雅致的女子杨妙丽，让画家的心触电了。而他亦感于生活的庸碌早已潜在滋生出的想要出轨的“贼念”。这样的机会也因这次聚会而来了。这就让一幕幕接下来能与想象恰切对接、从想情到偷情进而得以成功猎艳的剧情场面，合理而顺意地发展下来。
    是什么缘由致使贾增城滋生追逐艳遇的“歹念”呢？贾增城的婚姻和家庭在外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他是颇有成就的画家，妻子刘秀梅是音乐教师，二人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那贾增城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一方面是人性本身中既存的恶和欲望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真正重要的诱因，它发生在贾刘的新婚之夜。刘不是处女。这本该不是问题，却在贾的内心种下一小片岁月无法剔除的阴影。等到婚姻家庭生活逐步步入庸常、琐碎、凡俗之境，已渐生痒，这原本可忽略不计的一小片阴影，悄然在内心扩散了。
    它的扩散便有了故事。
    作家在这里极尽铺陈之力，把这个过程叙述得妙趣横生又繁花似锦，但就在贾增城终于得解与杨妙丽之间男欢女爱的肌肤之渴时，一点颇坏兴致又属致命的意外发生了。美丽迷人的杨妙丽虽有一张漂亮妩媚的脸，但在脸之下，却有一段“胸部至腹部竟然是暗褐色一大片丑陋不堪的疤痕”。贾增城的肉身欲火即刻被肉身之丑的一剂“干粉”熄灭了。他“被眼前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惊呆了，原本极度高涨的情绪和燃烧着的欲望像冷不丁被浇了一大盆冰水，瞬间从巅峰跌入低谷……”
    那么，接下来贾增城因事体败露，悔恨交加之际，酗酒至醉、跌伤，于脸上留下一道两寸长的疤痕（这是小说《疤》的又一显义之处，与之对应的是杨妙丽因意外烫伤而导致的身体疤痕）；又接着出现生理机能障碍，发生“性功能一如尘封千年的僵尸”的体变；继而在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折磨下，衍生“面如死灰，郁郁寡欢”的性格之变；最终又被原配刘秀美唾弃、抛弃，再生家庭之变。至此，一个因艳遇而起，又以艳遇败损而终的故事讲完了。
    由此，我想起一句类似箴言的话，上天能给人派来一个天使，同样也能再派一个魔鬼给人。
    当我艰难地从文本脱身，向着一个读者身份缓慢回归之时，忽然从内心发问：它新奇（内容）吗？它俗套（形式）吗？它深刻（思想）吗？我被自己的问题魔住了。因为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何尝不是一个新版的善恶报应轮回剧。
    我警惕着内心的疑问。
    难道作家本人不知道这样写的危险吗？他为何要将自己先置身于深渊之畔又倾力化险于无形，来完成一次写作的转身与蜕变，这又意义何在？
    可以说，现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给作家提供一切写作的可能和可能的写作。没有对当下社会深度理解的宽域心怀和强力把握的有效介入，就无法将写作楔入这个时代发生矛盾与错位的幽深之处，也无法在由生活表层进入社会深层之际，对人处在多元价值分峙中的灵魂和人性，进行有效质疑、诘问和批判。杨晓升恰恰具备这方面的优势，他的报告文学家身份赋予他一种对现实的精透剖析能力，而小说家身份又将其顺延以达至文学情境的抒写高地。
    他身置险地又全身而退了。也可以说，《疤》的写作成全了作家的冒险。
    在写作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时，杨晓升残忍了一把。他自己也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的悲剧在于把伤疤揭开。”小说《疤》的写作，在我看来无疑又是一次具有隐忍意味的揭疤行为，它的残忍不过是由明转暗罢了。这样，我不得不又要回到小说文本，去经历一次类似揭疤过程的阅读行为。
    可以说，小说《疤》在第七节后半部分出现之前，一直是让阅读在愉悦或是稍有兴奋的情致中进行的。比如初始一节与第六节，从贾增城生发猎艳之心到开始实施艳物追逐，都有不少类似段子的文字引入。这些引入文字，适恰地嵌于叙事和对话中，让小说的叙事氛围和人物形象即刻丰满活泼起来。它在看似漫不经心又像经过精心设计的接续与梯次推进中，深刻寓意着人在可能“催情”的现实面前，会不自觉地丧失掉深裹在警惕之衣内的人性尊严。这一隐性的内心经受暗伤的过程，不就是一个类似真实的结疤过程吗？那么既有结疤，就预示着有揭疤之痛。
    但这一切都隐藏在看似欢娱的抒情假象之中。
    在这样一个传统价值观念遭遇颠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充满冲突与多变的时代，人的道德之灯又会亮在哪个人性荒凉的丘巅之上呢？此刻，回过头来看，就会隐隐发现作家在试图揭疤之前，已然看清一片社会之疤于虚幻假象下的真切存在。
    他不动声色地下手了。却出手狠辣。
    一个人经历社会人生的侵蚀磨砺，谁的身上会没有疤，谁的心灵又没有疤呢？而在现实世界中，有些疤揭掉会长出新肉，而有些疤却是看不得、说不得、动不得，更是揭不得。但作家就是要揭下这块疤，看看这痂疤后面是否还有鲜色的血。作家狠起来是十分可怕的。
    他不认为这是使命。而是良知。
    （左马右各，原名骆同彦，作家。供职某能源企业宣传部门，发表作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