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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淡淡的血痕中——重读鲁迅早期小说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汇报 杨宪益 参加讨论


    
    《中国文学》(英文版)一九七九年第九期封面、目录及本文首页(左起)。
    本期杂志刊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最早的几部短篇小说,法文版上的是《孔乙己》和《在酒楼上》,英文版则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孔乙己》写作于1919年3月,后来收入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在酒楼上》写作于1924年2月,《孤独者》写作于1925年10月,都收入他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彷徨》。
    这三部短篇的题材都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不过“孔乙己”的历史背景还比另外两篇的主人公的背景更早一点。《孔乙己》是鲁迅第二篇小说,第一篇是1918年写作的《狂人日记》,两者都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写就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一块里程碑,也是一场抨击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新文化运动。鲁迅是这场伟大的文化运动最勇猛的旗手,他的作品富有斗争精神,一直与这次运动的进展相始终。
    鲁迅生长于一个旧式文人家庭,直接了解旧中国知识分子窘迫不堪的处境,以及他们是如何饱受统治阶级凌辱、践踏,心理扭曲、精神颓废的。他本身是一个彻底的反叛者,对于旧式知识分子也满怀同情,因此发出呐喊,希望能够让他们警醒,加入到抗争中去。他在《呐喊》自序中写下了与朋友的一段对话:
    假如一件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正是这种信念,促使鲁迅在“五四运动”的前夜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孔乙己是读书人,但没有考取秀才,没什么活路,差不多要乞讨为生。后来他勉强找到一份替人抄书的工作,他又懒散好酒,丢了主顾,偶尔靠小偷小摸过日子,结果被乡绅打断腿,困顿而亡。鲁迅为这个小知识分子、社会的弃儿,描绘出一幅饱含同情的画像。小说中展现出的孔乙己行为荒诞不经,可悲可叹,为人也有着各种弱点与缺点,然而鲁迅并没有丑化他,也没有拿他的怪癖来取笑。他写出孔乙己的凄惨命运,是为了表现出这种类型的善良的读书人在旧社会是如何受苦受难的,谴责了旧中国的封建教育和科举制度。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主人公都是“五四运动”过后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振奋人心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充当了先驱者和桥梁的角色,但运动落潮之后,他们的阵营四分五裂。任何一个战斗阵营里,这种事都在所难免,而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这种土崩瓦解格外明显,原因既在于他们本身内在的弱点,也在于中国历经几个世纪的封建统治,反动势力极为顽固。因此,死硬派反扑过来的时候,有些知识分子动摇了,有些屈从于军阀,另外一些则悲观颓废下去,抛弃了原来的理想。他们不敢直面人生,开始依靠欺骗来浑浑噩噩度日,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去糊弄别人,甚至也糊弄自己。有些人甚至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自暴自弃,走向了绝路。
    另一方面,也如鲁迅所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尽管他自己是这种真正的猛士,他却了解到很多知识分子任由反动势力打垮,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都属于此类。后来鲁迅为小说集《彷徨》题了一首短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
    鲁迅已亲眼目睹许多个从前战友的倒下,他荷戟彷徨、勘察前路的时候,心中充满悲痛与愤怒。《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本梦想过变革,信服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但十年之后,他被反动势力击垮而退缩,失去继续战斗的勇气,最终满足于一种瞒和骗的生活。他在酒楼上同旧同事谈天,述说自己有个幼弟三岁时夭亡,连模样都记不清了,但据他母亲描述,这个弟弟是很可爱的。一位表亲传话说弟弟的坟被淹了,他母亲于是极难过。为了安慰母亲,他回南方的故乡去迁坟——却发现幼弟的坟墓已空,尸骨无存。既如此,迁坟已是毫无必要,但他还是掬几捧土放到新棺里,将棺材重新埋葬,为的是骗骗母亲,使她安心些。
    然后他又讲了另一个故事。他先前有个邻居,是船户,有个女儿叫阿顺。他母亲告诉他,阿顺曾经想要一支头上戴的红色的剪绒花,弄不到,哭了,挨了父亲一顿打。他回南方时就照母亲的吩咐,买了这样两支剪绒花送去。快到阿顺家的时候,才知道她已经枉死,一大半是由于误信了别人关于婚姻的谎话焦虑过甚的缘故。他将两支花送了阿顺的妹妹,只对母亲说,阿顺见了花,喜欢得不得了。
    通过这两则故事,鲁迅巧妙地揭示出一个失掉了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心理。
    《孤独者》描写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魏连殳,他住在偏僻的山村里,邻居都拿他当异类,同时也当他是“新党”,因为整个山村只有他一个出外游学的学生。他有志于改造社会,反对旧的道德准则,对年轻一代寄予极高的希望。但他后来遭到匿名攻击,学校中还有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传播;他不得不辞去教职,无计谋生,连一份抄写的工作也找不到,沦落到求乞度日。他自认是失败者,不配活下去,然而他决心活下去,偏要那些不愿他活下去的人苦恼。就这样,他走上了一条自寻灭亡的道路,为一个军阀当顾问,去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不过,他还是拒绝了买几个姨太太传宗接代的建议,只是流水一样花钱,到病倒临终之际,什么都没剩下。“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吕纬甫和魏连殳是“五四运动”之后流于失败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都走上了穷途末路,但他们性格不同,选择的道路也不同。虽然吕纬甫屈从于反动势力,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他仍然试图和死硬派妥协,并不在意自己究竟做什么,只是浑浑噩噩度日。教书是教四书五经,还是教现代科学技术,于他都没什么分别。尽管如此,他仍为他人考虑,期望能尽一己之力,去安慰自己所爱护或怜悯的几个人,虽然无非是通过欺骗的手段。
    魏连殳则不同。他比吕纬甫更古怪,也更叛逆。祖母去世之后,他仍旧单身,并且成了一个“孤独者”。起初他对人类还存有几分希望,特别是对孩子。“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但到后来,理想彻底粉碎之后,他不再相信人性中的善良一面,包括天真的孩子在内。连小孩子要他买点什么,他也让孩子学狗叫,或者磕响头。写作《孤独者》前不久,鲁迅写过一首散文诗“墓碣文”,其中写道:“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魏连殳就是这种自“啮”其身,终于殒命的知识分子。
    鲁迅写这两个故事,都是出于深深的义愤和悲痛,是为了谴责旧社会。但他的态度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也并不悲观。他鞭辟入里地揭露了旧社会的种种罪恶,为的是彻底消除那套吃人的旧体制,掀翻那些人肉的盛宴。他将死者的尸体解剖出来,是为了疗救尚未病入膏肓的人。“五四运动”后,他目睹了知识分子的两极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就他自己而言,他对未来仍有信心,并且在革命的道路上艰难前行。《彷徨》开篇处,他引用了古代诗人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继续探索着革命道路,并一再发出呐喊,召唤更多人一同前行。
    写作这些短篇小说的时期,鲁迅洋溢着战斗的精神,同时也在编辑嵇康的作品。嵇康是公元三世纪的著名文人,是他那个时代的旧道德的反叛者,最终被统治者杀害。从《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身上,可以看到几分嵇康的影子。也在同一时期,鲁迅还写了一批战斗性质的散文诗,向旧社会宣战。《这样的战士》一文中写道: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但他举起了投枪。
    《淡淡的血痕中》一文里,他又写道: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在这些直截而决绝的散文诗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悲观或绝望。鲁迅直面人生的残酷,正是为了改变那个造成如许痛苦的社会环境。
    (原文刊英文版《中国文学》1979年第九期,李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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