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忌长篇《出家》，首发于2016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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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读张忌君的小说，许是2005年的《小京》。翻开当年的笔记本，竟还找到两段文字——
    “小京没了，我应该悲伤，应该痛哭的，可是我却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我想我是怎么了，难道我不爱小京吗？我怎么会不哭呢？”年轻的莫年，不是加谬笔下的“局外人”默尔索，面对女友意外亡身，他只是懵懂、愕然，没有充分的心理去认识死亡。小说在情节的延展中一直没有给小京的被杀一个圆满交待，按着这条线索发展，原本可以编织出曲折离奇的故事，但作者没有这样做，“一点线索都没有”。作者将目光聚焦在莫年和故世女友的大伯和姐夫的交往中，通过莫年的态度复现他对女友的深情，同时在三个男人略显突兀和尴尬的交往中，表达一种关怀——生命的无常和流离，以及在无常和流离背后的爱、悲悯与人的担当。前者是冷的，而后者温暖。
    大伯与姐夫的形象是逐渐鲜活起来的，从不合时宜的游览天安门，到遗体告别，到最后“用两只干裂的大手托住了装着骨灰盒的大旅行袋”，“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再也藏不住了”……小说用前后对照的景物描写呼应这一过程，开始“天上的太阳像个沾了灰的血蛋，蒙蒙透着光亮”，最后是“此刻的太阳，就像一张金黄色的大饼，发着温暖的光芒”。这也是一个从衰败冰冷到生机温暖的转变，就仿佛坚冰点点滴滴的融化。小说在不动声色的叙事中，完成了一个人性逐渐被浸润、升华的过程……
    这十年来，我没有刻意追踪过张忌的创作。过眼的就拿来读，好像篇数并不多，印象中其小说面目亲切，但背后的意蕴又很费思量。而这一次的《出家》（首发于2016年《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对以往的创作路数有继承又气象一新，让我暗暗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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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先生曾发微《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大观园的内与外，前者是理想世界，后者是现实世界，作者用各种象征——“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暗示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i]。《出家》中也有两个世界，不妨大致以实与虚来称谓。
    “实”的世界是指世俗生活。主人公方泉，为养活一家五口（三个孩子），身兼数职，刷漆、送牛奶、送报纸、拉三轮车……生活于他而言如同“闯关”，“过了这一关，马上就有下一关等着你，而且下一关总是比这一关难，一关一关又一关，永远也打不完”。捡塑料废瓶的过程里给女儿拾回一个别人丢弃的毛绒熊玩具；三轮车被交警罚没、紧接着遇上碰瓷敲竹杠又被骗去五百元；身为送奶工却还一度为孩子喝不上牛奶而发愁，近乎古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哀告；屋漏偏逢连夜雨，穷困之外，疾病接踵而至，妻子因囊肿而动手术需要巨额医药费……无怪乎方泉每每在悬崖峭壁边感受绝望：“我忽然对以后的生活有些绝望，因为我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极致。很少有人像我起得那么早，我也想多睡会儿，也想偷懒，可我总是牛一样的用鞭子抽着自己往前走。可这样辛苦，又怎么样呢？到头来，我不还是将日子过得跟条狗一样？”看主人公在人生险路上闯关，跌跌撞撞，你几乎要疑心这又是一出将所有磨难集中于一人的苦情戏，或者罗列所有社会紧迫问题的底层写作。
    但张忌知道“止于所当止”，不会在小说中让泪水泛滥。李长之先生评价《红楼梦》：“在材料的采取上，……并不在你如何选择那奇异的，或者太理想化的资料，却在你如何把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拿住。”[ii]张忌善于体贴生活的参差形态（不会利用囊肿随意判定人物死刑，在医院里也遇上了不拿红包的医生），并不简化成纯洁的“我”与险恶世界的对立。此外，在深渊之中人也屡仆屡起，焕发出振拔向上的活力。小说前半部分的几场“送礼”（尤其是不乏喜剧色彩的通过送鳖换来工作）让人过目不忘，就如社会学家在研究“关系学”时指出的：送礼拉关系“经常被创造性地作为一种对抗性伦理，在被国家垄断的公众范围内，为个人和私人创造一个空间”[iii]。张忌赋予其消解苦难的民间智慧，这点点滴滴，都汇入“平常的实生活的活泼经验”。
    《出家》之所以不是一部急迫、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小说，还有一个原因。记得鲁迅曾为乡曲小民的求神拜鬼活动辩护，理由很简单，农人“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iv]。在世路险巇中，张忌也为人物提供了一个“一扬其精神”的世界，这个“虚”的世界，与宗教活动有关。比如，“我”在禅凳上打坐，渐渐进入神秘而阔大的精神体验：
    经声响起时，我感觉我的身体开始充盈，逐渐变大，逐渐地失去了重量。终于，我漂浮了起来，悬在半空。我睁开眼睛，看见眼前是一片辽阔无比的水面，这水面看上去很柔软，柔软的就像孩子的肌肤，可似乎它又坚硬无比，就像一块坚冰。水底有光，星星点点，层层叠叠，这光也像失了重，就那样从水底的最深处慢慢漂浮上来，最后，积聚在水面，微微抖动。这光温和、平静、圣洁，我深情地看着它们，就如同我们是磁铁的两极，深深地吸引。我想向它靠过去，我想将身体放到这光之中，我知道，那里肯定明亮无比，温暖无比。
    [i]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以下对此文的引用不再注出，后文宋淇观点也转引自此文。
    [ii]李长之：《<红楼梦>批判》，《李长之书评》（四）第41页，伍杰、王鸿雁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
    [iii]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第44页，赵旭东、孙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iv]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第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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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的世界里，当然少不了宗教活动，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阿宏叔美轮美奂的宝珠寺（“我疑心以前皇帝住的宫殿也不过如此”），抑或象山船老大一掷千金的佛事，都难让人过目不忘。倒是下面这一幕挥之不去——村里的老太太们来到山前寺，围坐在桂花树下，说笑，念经……“我”忽然悟道：
    说实话，看着她们，我心底里有些失落，因为眼前的一切，才是这个寺庙最正常的生活。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跟寺庙连在一起的。村里人家，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出门营生，都不会绕过寺庙，只要有事，都会去庙里问问师傅。有句老话叫作无办法，问菩萨。怎么问菩萨，就得找寺庙，找和尚。而且，来寺庙的就是这些老人，因为老人腿脚不便，不可能去太远的地方。说到底，这样一座小寺庙，跟宗教无关，跟赚钱也无关，它只是村里的老人打发闲暇的场所，是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
    20世纪初叶，在一片拔除宗教、改革陋习的声浪中，鲁迅这样理解宗教的产生：“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顾瞻百昌，审谛万物，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此即诗歌也，即美妙也，今世冥通神閟之士之所归”，“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i]鲁迅的重点似乎不在教义本身，而是在产生神话、宗教甚至迷信的人类精神作用上。这种精神表征“人心向上之需要”，推动着“有限相对”的人类，“超乎群动”，努力摆脱“有限相对之现世”，探起头来振拔朝向“无限绝对”……这里的“无限绝对”绝非什么虚无飘渺的东西，鲁迅《破恶声论》为举办“赛会”、信奉“神龙”辩护，着眼点即在于二者同农人生活本身与情感寄托、精神想象的切身而实在的联系，这里的基点仍然植根于生命的血肉真实之中。
    村里老人把山前寺变作闲暇场所、活动中心，从实生活的土壤上为自己辟出发抒精神的空间。这是《出家》中虚实两境最饱满而踏实的结合吧，张忌说得好：“跟宗教无关”，又“真正跟寺庙连在一起”。胡兰成论花，“独独花园我不喜欢，因为它使花和一切隔断了。倒不是因为花园里的花太多。春天，漫山遍野的花是使人神往的，但花园里的花是那么繁多而又有限，那么精心布置而掩饰不了杂凑的痕迹”[ii]，所以，花就当开在田间、陌上、篱边，樵夫担上带着有，或女孩深巷叫卖声中……
    [i]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8）第29、30页。
    [ii]胡兰成：《关于花》，《无所归止》第38、39页，中国长安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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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张忌笔下的虚实两界与《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又有绝大不同。宋淇说：“大观园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大观园在这一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堡垒．只存在于理想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而当外界的力量侵入时，也正是内部世界的意义开始崩塌、悲剧绵延的开始。《红楼梦》第七十一回司棋和表弟在园中偷情遗落绣春囊，夏志清将此情节比作蛇潜入了伊甸园，亚当夏娃由天堂坠落人间，“这意味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暗示，即魔鬼撒旦已进入乐园”，这是“小说悲剧的转折点：从这时开始，贾府日益为不幸的事件所烦扰，再也不能维持虚假的喜庆和欢乐了”[i]。张忌不再苦心经营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将全部的意义与价值尽付其中；虚的世界没有通体洁净，实的世界不是乌黑一团，二者绝非泾渭分明；虚的世界也不待外部力量的侵入与瓦解，更无需银瓶乍破的转折时刻，虚实两界之间早就互通有无，更真切的情形或许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因为“一天能赚60元”，所以方泉跟着阿宏叔去庙里做空班，这出家路的起点，无非是现实生计的功利考虑。涉入渐深，我们随着方泉的视线，发现佛门中处处乱象：与方泉这般为捞外快而来的空班不乏其人，老空班传授经验“会不会念经都不要紧，只要会动嘴皮子就行”。甚至佛事间歇，“两个空班因为打牌时怀疑对方偷牌，在禅房里扭打在一起”。业余和尚在各家寺庙走穴，混饭吃的人一多，规矩就乱了，“原本的僧道尼，都有自家的焰口”，“不过到了现在，这些老规矩早已没有了严格的界限”。长了师傅和周郁先后向方泉讲解寺庙“生意经”：“护法就好比是一个公司里的业务员。公司的业务靠什么，不就靠业务员吗？只有拉来了好业务，公司的生意才会好”，同理，“一个好的寺庙，必然要有好的护法”。佛事一起，“就像开展销会一样热闹”，“为什么做佛事？因为只有做佛事寺庙才有人气，有人气香火才能旺。说穿了，这经营寺庙跟经营企业是一个道理，企业的产品要卖出去，要先做广告。寺庙也一样，就算不挣钱，你也要将佛事做起来，只有铺垫下去，将知名度打起来，才会有人来布施”。凡此种种，正是虚中有实，世俗世界的功利考量、利益交换，早就渗透入佛门，甚至成为组织宗教活动的原则。
    而所谓实中有虚，是指方泉在世俗世界中“一扬其精神”，寻觅到或沉浸于超越性的精神体验之中。从寺庙里回家，方泉带回来一本楞严，“平时没事时，我总会偷偷拿出来翻一翻，还会念上几句”。在窘迫生活中艰于呼吸的时刻，也念几句楞严、心经，于是，“分明看到了一片宽阔平静的水面，水面上有着柔和无比的光”……
    余英时曾细考“贾赦住的旧园和东府的会芳园都是现实世界上最肮脏的所在，而却为后来大观园这个最清净的理想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这样的安排自非偶然，“《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他让我们不要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在肮脏的里面出来的”。与张忌的落笔相对照，这里就有好几层分殊的意思：曹雪芹深知两个世界无法脱离关系，但是“主观企求”上，早将“惟一有意义的世界”全然赋予大观园，张忌似乎不存此念，至少，他并不觉得佛门全是净土，他很犹豫，哪怕小说终章，冲突并未缓解，意义没有升华，就此而言，《出家》是一部“现代”小说。
    曹雪芹在处理两个世界密不可分的关系时，有意采取确定方向的动态发展，“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是想要这个世界长驻人间。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这个理想的世界，直到它完全毁灭为止”。由此，“当这种动态关系发展到它的尽头”，《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也发展到崇高而壮烈的顶点。张忌的写法不是这一路，他让方泉在虚实两境中穿行，左支右绌，但也且行且惜。虚实两个世界各有各的相貌、体系和规则，但这样的相貌、体系和规则又交相错综，张忌尤其关注虚实之间转换、交接的灰色地带，方泉的大部分生活就挣扎于此，张忌的不少笔墨也流连于此，于是我们才能透过“虚”看到“实”的控制，透过“实”看到“虚”的牵引。张忌写方泉的辛苦、栉风沐雨、与生活贴身肉搏，这肉搏过程甚而留下斑斑血迹，但这斑斑血迹或许就是方泉实在地抵达虚世界的必经之途，由此，“虚”不是空无一物的虚，而显出洞达虚世界的机缘与天意。
    [i]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91页，胡益民等译、陈正发校，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也参见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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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入虚实之间的行程，以小说主人公“我”的出家路来赋形，且细数出家路如下。
    第一次出家，是为了“一天能赚60元”，于是跟着阿宏叔上赤霞山上做个空班。剃发时一度“有些后悔”，事成之后就返家，去送奶站找到了一份职业，“这送奶工虽也不是什么好行当，毕竟算个正经工作。当和尚嘛，唉，我说不好”。
    奶站的生意一落千丈，“有一搭没一搭地上着班”，阿宏叔打来电话，邀去一场佛事帮忙，“这次有这个机会，你去呆个一个礼拜，赚个一千来块，也蛮好的”。这是第二次出家。
    为了养家一路艰辛，在警察罚款、坏人敲诈之后，“我”顿感生活无望，于是又来到寺庙。这第三次出家，似乎不纯是为了捞外快，莫非“我”已站在世俗世界意义的尽头。可是，置身于僧群之中，又感到一阵恍惚，这心慌的感觉颇有几分熟悉，“就像我在街上骑三轮车时，总是害怕那些交警会突然从某处冲出来，将我的钱和车全部给夺走”。意义的匮乏和焦虑感竟然如影随形，“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受这样的罪？我为什么来这里，不就因为我不喜欢外面的压力，想在寺庙里寻求片刻的安宁吗？每天，我都承受着各种压力，每天都陪着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厌恶，厌恶透了。如果我能承受这样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做空班，我去外面做别的事不也一样吗？”
    妻子秀珍手术过后，家庭经济状况愈加拮据，“我”只能又打电话给阿宏叔，出门做佛事补贴家用。此期间还认识了山前庵的慧明师傅，她甚至将庵堂留给了“我”，终于可以自己当家，法号广净。为帮助慧明“赚些路费钱”，“我”开始参与张罗佛事，直到独立举办佛事。
    出家路上，处处堆砌着功利而世俗的动机。但“我”似乎又是一个与佛有缘之人。第一次出家，尽管是扮作假和尚，但在阿宏叔念起的楞严声中，“我也听得入神。我觉得这声音似乎曾经在哪里听过，细腻绵长，这样熟悉，又这样陌生。一瞬间，我的心头百感交集，甚至连眼眶都有些湿润”。而未过多久，“我”就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将楞严背诵下来，而据说，“在佛家咒语里面，楞严是最长的一段咒，也被称作咒中之王”。至于“引磬、木鱼、铙钹、手鼓，几乎一上手就能学会”，阿宏叔眼光如炬，早就指明“我是能吃这碗饭的”。渐渐地，向往之心愈重，比如，“从回到家的那一刻开始，我便开始想念山前寺，我想念寺庙里的檀香味”。甚至“刷墙的时候，也开始念楞严咒，念心经。……当那些经文从我口中念出时，墙上的那些腻子似乎也流动了起来，它们不再是涂料，而是作画用的朱砂、石青、藤黄。而我也不是在一个套间的墙上刷油漆，而是躲在一个藏经洞里，画达摩面壁、画鱼篮观音”……直到最后，面对妻子的劝说、家庭的压力，“我”依然不屈不挠地选择皈依，这到底是为了还愿（“如果我能生个儿子，我就会将自己皈依了佛祖”），抑或在法雨佛光的滋润普照之下，终于诚心向佛。这个问题，真也说不清了。
    《出家》写的就是主人公的漫漫出家路，这一路，几番曲折，多有反复。张忌似乎特别要写出这一路走来的吃重、缓慢、枝蔓，敷衍出一个又一个回合。这篇小文的标题，出自当代作家蒋一谈的截句，我想借取的意思，在标题中未引出的后半句：
    尘世落在身上
    慢慢变成了僧袍
    我喜欢《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四个字，各种版本的注疏看过一些，似乎也无定解。断章取义的猜测，其中多少有遍采五色之后始归于朴素的意思吧。“尘世”是去领受红尘滚滚中的五彩缤纷，而“僧袍”是“绘事”后归于的“素”，是从“绚烂和复杂中”为自己争来的一份“静”（这里关于“静”的理解，引自张定浩《既见君子》；也想起胡兰成说：“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除开“尘世”与“僧袍”外，这句话中还有“慢慢”，我偏爱的就是这两个字，就好像小说主人公在出家路上踉踉跄跄，然而穿林打叶中却自也缓步徐行。并不是说“尘世”最终是为了修成一件“僧袍”，“僧袍”就规约着“尘世”的既定走向，这里面不当有、也没法有那么强烈、急切的设计意味，俗语说，“活着活着”就成了。再者，“尘世”与“僧袍”也不是断作两截。生活有其内在的整体性，如周作人说：“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仅想选取其中的几节，将不中意的梢头弃去。这种办法可以称之曰抽刀断水，挥剑斩云。生活中大抵包含饮食，恋爱，生育，工作，老死这几样事情，但是联结在一起，不是可以随便选取一二的。”[i]“尘世”的烂漫与苦哀中自有“僧袍”，生活的意义就在它各种可能的纹路中展开和呈现。
    《出家》的好，是舍不得弃去这些可能的纹路，舍不得将它们派作意义最终升华后便耗尽的材料。
    [i]周作人：《上下身》，《雨天的书》第7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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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忌写方泉在虚实两界的蹇步与修行，这一笔笔铺开，已有成长或涉世小说的意味。主人公如同一面镜子，映照人间万象和时代消息，同时也见出自身的心性和品格（“不贪心”、“敬畏神明”），以及个人历程的延展。
    关于小说中的“涉世”主题，伊萨克·塞奎拉(Isaac Sequeira) 是这样定义的：“涉世是一种存在的危机或者生命中一系列的遭遇，差不多经常是令人痛苦的，伴随着处于青春期的主人公获取关于他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者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知识的经历。”[1]故而，在一般的成长小说中，都会嵌入一个“顿悟”的瞬间、对于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刻，如同突发的精神现象，借此主人公对自己或事物的本质有了深刻理解，“获取关于他自身、关于罪恶的本性或者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知识”。这个“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在《笑傲江湖》中是风清扬向令狐冲传授“以无招破有招”，张文江老师评断如下：“随着令狐冲的剑术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渐窥上乘武学的门径，他的思想也开始升华……随着他的跳出，当时武林极为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的真相，不可抗拒地向他显露出来。这是思想有所升华者必然际遇的现象。”[2]风清扬的传剑和岳不群“正人君子”面目的被揭穿，一正一反，助成令狐冲武学和思想境界的升华。这个“被揭穿”的时刻，在《出家》中，就是方泉对阿宏叔的窥破：曾经，方泉看见阿宏叔端坐高台，“身穿金光闪闪的袈裟，头戴五山帽，他低垂着双目，手上结一个密印，手中诵着真言，……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甚至疑心自己见到的不是阿宏叔，而是一尊真佛”。但在小说后半部分，方泉渐渐窥破了阿宏叔如何将寺庙佛事变作赚钱行业的种种，由此对虚实两界不生分别心，借前引张文江老师的话，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种种关系的真相，不可抗拒地向他显露出来”。
    但是《出家》又不同于规整的成长小说。在小说的结尾，一片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我看见了我……相互眺望”，依然是焦灼、纠结、分裂……这里没有“天路历程”般的终点，远非千流入海、万佛朝宗的畅快与皈依，即便一掌合什，垂目敛眉间也有解不尽的愁绪。方泉眼界的上出，并不是将价值凝定于某个固定所在，而是意识到世界和人永远复杂多变，无法界限，不可化约，但这并非将存在的意义一笔勾销或遁入虚无之地，相反，窥破阿宏叔这般以自欺欺人的方式贩卖、规约存在的真实、自由与完整的人物或符号，恰恰印证了对存在的真实、自由与完整的虔敬。我们也无须到这部小说的结尾去苦求卒章显志，实则如一体化入万端，存在的意义，或许就在对细微生活片段的敏感与珍视中。这样的细微片段，潜伏在《出家》行文中，我提请读者不妨注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方泉倚立在桂花树下的场景，他在树下看天亮了、暗了，云厚了、薄了，在这一个个瞬间，随缘临机地领受、体验生命的意义——
    我站在树下，我听见檐牙上的挂钟叮叮咚咚的响，随后，我便觉着一阵风过来了，吹得身边的桂花树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我依在桂花树上，叼着树枝，眯着眼看山下像火柴盒一样大小的房子以及远处蓝色的海，觉得满心的自在……
    2016-04-30
    [1]转引自郑树森：《“涉世”的意识形态——论侯孝贤的五部电影》，吴小俐、唐梦译，《世界电影》1998年第4期。
    [2]张文江、陆灏、裘小龙：《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第214、21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