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家巢峰
    上海陕西南路25弄三幢楼房里的通明灯火，在巢峰的记忆中从未曾熄灭。那灯火燃在做1979年版《辞海》的日子里。
    接到编纂1979年版《辞海》任务到其出版献礼，前后时间不足一年。而参加过《辞海》修订的作者、编者在“文革”中散失颇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完成1300万字、10.65万词条的编纂，史无前例。
    “11年没有工作了，这下，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曾经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挨斗的知识分子，工作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天天晚上灯火通明，没有休假，连春节都在加班，那是要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啊！我是后勤部长，大事小事都得干，烤火的煤炭，我去弄，烧饭的师傅，我去请，还居然请到了原先给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做饭的厨师，菜烧得真是好。从出版系统抽调了许多资深编辑和100个校对等一大批人，热火朝天地干起来……”说着，巢峰似乎回到了从前。
    巢峰说，搞大型辞书，“三分编写，七分组织”。编《辞海》是大兵团作战，作者以千人计，编者以百人计。为了协调工作，巢峰想出了个主意。在大会场的墙头，搞了一个进度表。那时，几百人，三顿饭，都在大会场吃。“这张进度表大得不得了，把每个学科都列上，标明进度。”看巢峰的手势，那表是一面墙。“这下好了，大家端着碗看进度表，成了一道风景。谁落后了，不用别人说，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
    巢峰组织大规模出版项目的才能令陈昕十分钦佩：“巢峰先后参与组织和独立组织实施了4次大规模的《辞海》修订工作，是我国唯一一个参与了4版《辞海》修订编辑部领导工作的资深出版人。他提出并坚持主持了《辞海》‘十年一修’，使《辞海》的生命在修订创新中得以延续。1999年版的主体版本配置了彩色插图，在我国大型词典中开风气之先；2009年版《辞海》有了衍生产品阅读器，搭上了最新的数字技术平台。而且，上世纪80年代，他主持进行了30卷《上海经济区概貌》的编纂。这也是一套系统工程，作者从华东六省集聚而来。”
    一本小《新华字典》，“文革”中作为八亿国人辞书的唯一，赠送国礼的仅有，独撑中国辞书的门面，曾是激励中国辞书界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心痛。
    1975年，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1979年版《辞海》的诞生，以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英汉大词典》等辞书的相继问世，改变了中国当时“大国家，小字典”的窘态。充满喜悦的巢峰，此时陷入了新的纠结。《辞海》修订完成，为此成立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何去何从？中国辞书事业如何推进？巢峰思索良苦，寝食难安。
    终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个长达22年（1979-2000）的辞书出版选题规划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规划，到1987年，规划中已有《中国成语大辞典》、《哲学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词典》等大型辞书40种，中型辞书竟列了300余种，小型辞书也有100余种，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几经上下，这一体现了出版人远见与气魄的规划，成为辞书人的共识，成为辞书社的一部“法律”。长远计划，长到22年，绝无仅有。
    如今，2000年也已成历史。令人欣慰的是，规划中90%的选题已经出版，其中，11部荣获出版政府最高奖——国家图书奖。在收获的季节，辞书社由“月出一典”、“月出二典”直到“月出四典”，辞书人尽情地享受着创造的喜悦，丰收的快乐。今天，当人们走进辞书社那间不大的会议室，环壁的书柜里，摆满了辞书社出版的书籍。当初的一纸规划，已成为今天的满目琳琅。
    在新中国辞书编纂、出版大业中，巢峰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推动者。他在中国辞书学会代会长任内，倡议设立了中国辞书的最高奖——中国辞书奖（第三届起改为国家图书奖的分支奖——国家辞书奖），亲自起草了评奖规则；他将自己主持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建设成辞书学术研究基地，创办了全国唯一定期出版的公益性辞书学研究刊物《辞书研究》。他率先推动辞书出版准入、辞书质量检查制度的建立，推动辞书编辑培训的实施；他用自己的稿费，设立基金，奖励先进，资助辞书公益活动。
    在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大潮中，巢峰搏击风浪弄潮，挺立潮头思考，不唯书，不盲从。他的出版理论是出版业实践的总结，而他治社的实践则再现着他理论的思考。他最早提出“图书是商品”，但始终正确把握着将图书的精神属性和社会效益放在出版社建设与工作的首位。他认为，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在他的主持下，上海辞书社在取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1978-1995年辞书社总产值增长了16倍，销售总码洋增长16倍，利润增长20倍，人均利润48636元，增长了21倍，国家净资产增长了32倍。他把“辞海精神”融汇到辞书社的社风建设，强调社风建设“养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日有余”。在巢峰社长任上，上海辞书社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上海住房的局促曾经在全国有名。辞书社员工享受到的住房福利，为业界艳羡。秦振庭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老人。“我原来的房子，是过街楼，没有卫生间，没有阳台，寒酸啊。那时我就想，如果能拿到有煤卫（煤气、卫生间）、阳台的房子，我的共产主义就到了。”就在那次，秦振庭住上了两室一厅的房子。辞书社分房子，搞福利，让其他单位的员工十分羡慕。此时，员工的心中，不仅有编出优质辞典的自豪，也有对生活美好的满足。而巢峰心里盛得满满的是欣慰：“作为社长，就要让编辑们工作时心无旁骛。”
    有一段时间，巢峰同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两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之职，人民社的出版改革在他任上，也是风生水起。
    “又是春风拂面时，昂然老树发新枝。英名岂止登金榜，青史流芳后世师。”刘杲先生为巢老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写下这样的文字。
    “读他（巢峰）的文章，更激起我们这一辈人的‘接力’意识。出版事业如高山，前辈们抵达的海拔，正是我们的起点。”这话是陈昕说的。“读”巢峰的人生，结论又何尝不是这样。
    数小时的采访，巢峰说的都是工作。曾经，我试探着将话题引向他自己的故事，可话题总被他委婉地岔开。回京去机场时，车先送巢老回家。在巢老家楼下，望着他向电梯间走去的背影，我心中涌起一片惆怅。
    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全国书市上，我与巢老初识，跟着他从会场去驻地，取他送给我的《唐诗鉴赏辞典》，他走得很快，我在后面小跑着相跟，一路看着他的背影。
    如今拥有这背影的人垂垂老矣，走路蹒跚。但他仍每天去辞书社上班，在那里，埋头于要他审定的《辞海》词条中，不仅如此，《辞海》中的政治性词条，他是作者之一。他深知，“制作词条的素材都是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结晶”，他视自己在其基础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写词条，是“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
    他时时记挂着2019年版《辞海》的编纂。“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稍有疏失就可能犯大错误。而《辞海》的生命力就在‘十年一修’。”今天，他依然坐在火山口上，但巢峰老矣！
    他记挂《辞海》作者、编者的接续。为此，他从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等收入和工资中拿出50万，打算搞一个“《辞海》编纂奖”，奖励为《辞海》作出过贡献的人。“他们可以不计得失，可是不能不为他们计”。巢峰这样想。
    他记挂《辞海》精神的传承。“我们的编辑出版队伍以作风严谨为荣。一个引文，每个数据，都要逐一核对，每个标点，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是我们信守的格言，而马虎草率，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行为，则是我们最为鄙视和唾弃的作风。”后来人，都听他讲述过“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
    ……
    蹒跚着，老人还在前行，接续着58年出版工龄和54年的编辑生涯，成就着中国出版的一个传奇。（本报记者 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