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春林 关键词：卑微·高尚 民办教师具有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精神，他们是真正的民间英雄。 ■王春林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本来获奖呼声很高，结果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最终遗憾地落选。从这个角度来看，《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迟到的补偿。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承担“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真正把现代文明传播到穷乡僻壤的，是如同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这样特别不起眼的普通民办教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不妨把《天行者》界定为一部为中国的普通民办教师群体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 虽然说是一部读来充溢着温暖感觉的长篇小说，但刘醒龙并没有回避生活中的苦难。不仅没有刻意回避苦难，而且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天行者》的感动人心，与作家对于苦难的充分展示，其实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唯其苦难，这些民办教师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为才会让人倍觉温暖。唯其温暖，渗透潜藏于故事情节之中的作家刘醒龙的悲悯情怀，才能够极明显地提升小说的思想品质。综合以上的林林总总，我才愿意用“良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天行者》。《天行者》之所以激动人心，根本原因在于小说所充分展示着的那些民办教师们苦难的命运遭际、坚韧的生存姿态、崇高的精神境界。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这样一些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偏僻贫瘠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虽然生存条件十分艰难，虽然只有极其微薄的工资收入，但为了能够让这些身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却硬是以自己十分单薄的身架，承担起了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重大使命。虽然这些民办教师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虽然他们之间也还是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但是，在以一种兢兢业业的姿态对待神圣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品味一下余校长朴实的话语，就可以有特别真切的体会。余校长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缺良心和感情，这么多孩子，不读书怎么行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来吗？到那时候再享福吧！”好一个“不缺良心和感情”，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余校长的这一句话，完全可以被当做统领《天行者》全篇的思想主旨来加以理解。阅读《天行者》，我们所通篇读到的，不正是如同余校长这样几十年都一直未能摆脱民办教师身份的民办教师们的“良心和感情”吗？真可谓是，一把辛酸泪，满纸良心在。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大诗人陆游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对这些普通然而却具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民办教师们，作出高度的评价。 对于那些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民办教师而言，他们最大的人生愿望，恐怕就是能够得到一个“转正”的机会，能够成为名正言顺的教师。刘醒龙的艺术智慧，正表现在他紧紧地抓住了“转正”这个焦点问题来结构小说全篇。具体言之，小说中曾经先后三次描写“转正”故事。如果说，“凤凰琴”中第一次关于张英才转正的描写，还具有着崇高的正剧意味的话，那么，到了“雪笛”中关于蓝飞转正的描写，就已经带有了明显的闹剧意味，而到了“天行者”中关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最后的转正描写，所表现出的干脆就是带有突出荒诞色彩的悲剧意味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悲悯情怀的同时，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因为，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一手造成的。 批评家阎晶明谈到《天行者》的时候，曾经指出：“民办老师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群体，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发挥了难得的作用。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农村题材的作家，刘醒龙具有较强的题材挖掘能力。小说中描写了为乡村教育的改变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民办教师，这是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精神，他们是真正的民间英雄。”当我将要结束这篇简短文字的时候，我想，我们确实应该向民办教师这个特定知识分子群体，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民间英雄们，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 《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28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