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伊始,文学书写就吹响了引领时代思潮的嘹亮号角。这其中活跃着茹志鹃、宗璞等老一辈女作家的身影,也不乏张洁、舒婷、王安忆、铁凝、张抗抗等年轻一代女作家的面庞。在20世纪80 年代的各种文学现象中,女作家不仅投身其中,并且卓有成就。因此,在论及这些文学现象时,《剪辑错了的故事》《泥淖上的头颅》《沉重的翅膀》《小鲍庄》《烦恼人生》《风景》等作品都是无法回避的经典文本。
    引领时代潮流 超越性别建构
    与丰富多彩的创作现象相对应的是,在20世纪80 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界并没有将女性作家的写作剥离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进而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而从作家自身的写作方法和创作特点来看,女作家和男作家并没有明显的差异,作家的性别也没有被刻意强调。换言之,女作家们对新时期文坛的卓越贡献并不在于她们开掘了女性的性别意识,而在于她们投身抑或引领了彼时的文学潮流,而这一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性别意识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其中“人的问题”的提出和对“个人”这一概念的重视成为性别意识成长的催化剂。研究者开始将女作家的性别身份与她们的创作联系起来,进行女性主义理论的批评实践,由此,她们的作品开始被指认为“女性写作”,从而被赋予性别的意义。这样的研究视角无疑拓展了女作家文学书写的阐释空间。比如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描写的都是蹉跎了岁月的大龄青年,渴望在新的时代召唤下通过自身的努力而重新立足于社会的艰辛故事。如果加上性别的参照系,《方舟》便是新时期初年第一部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品,而《在同一地平线上》则揭示了女性“雄化”后所造成的两性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结构的不稳。
    正因为新时期关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在“人”的觉醒的前提或背景下展开的,女作家们的文学书写才既能被纳入思想解放的潮流,也能被赋予性别的视角。而颇有意味的是,彼时的女作家多强调自己首先是个作家,其次才是女作家。例如张洁就始终坚持:“西方女权主义向男性挑战,我对此不以为然。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属于男性,也不认为它仅属于女性。世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事实上,在新时期初年,鲜明而自觉的性别意识的确并非女作家们首选的叙事立场,她们的文学书写被关注,被认可或被批评均与她们反映的社会问题相关,而她们的性别意识一开始就融化在此类“干预生活”的宏大叙事中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语境的独特性,也未尝不啻为新时期女性的性别建构提供了一个超越和升华的空间。
    表达自我认同 实现个人价值
    当然,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之所以成为“女性写作”,并不仅仅是因为女作家参与了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文学潮流,而是因为她们在文学书写中触及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的自我认知、自我觉醒和自我建构。我们无需为女作家们贴上“女权”或“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参照系,聚焦于女性文本中的性别建构,有助于我们追述自晚清以来开启的女性性别认同之路,有助于我们思考在与民族解放相依存的这一百年里,女性在自身的觉醒和解放之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家庭和社会是确定女性性别角色的两极,女性获得解放的基本路径是走出家庭,和男性一样进入社会活动、介入社会变革、扮演社会角色,进而获得社会地位,实现自我价值。“五四”以来的女性书写基本上也是通过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来探讨女性的性别认同和性别建构问题的。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这些现代女作家以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情感体验表达了她们对新女性自我认知和性别认同的不同思考,为新文学也为新女性的成长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印记。直到新时期,随着自我和“人”的重新被“发现”、女性自身情感和生活困境的被感知,刺激着新一代女作家们开始重新寻找失落或者曾经被悬置起来的“自我”,重新思考女性的自我认同与性别认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她们仿佛又回到了现代文学的起跑线,所不同的是,“五四”前辈思考的是走出旧家庭的女性该向何处去,而她们思考的则是被赋予各种社会身份的女性出路在何方。
    当家庭建设、爱情生活、个人价值等这些“五四”前辈们讨论过的话题再一次出现在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中,关于性别差异的思考逐渐溢出绵密的宏大叙事的缝隙,晕染出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家庭建设方面,新时期初年的女作家往往让主人公在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之间苦苦挣扎,比如《人到中年》《在同一地平线上》。但随后,王安忆、池莉开始让笔下的人物重新归位于传统女性“主内”的角色,探讨女性在“份内”实现个人价值、获得自我认同的可能性。王安忆的《流逝》《逐鹿中街》,池莉的《不谈爱情》《来来往往》等都属于此类文本。在她们看来,既然社会结构因女性走出家庭从事社会工作而发生变动,就不应再单方面地鼓吹女性的“忘我”、“牺牲”和“奉献”,男女双方都需要在婚姻中成长,学会做丈夫和妻子。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代表,新时期初年的女性写作对爱情处理均强调其“纯洁性”。王安忆《岗上的世纪》、“三恋”中对“性”所赋予的生命本源力量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对女性主体的认知和升华。到了1990年代,林白在“个人化写作”的旗帜下,甚至直接将女性的自身描写当作自我认同的有效途径。
    呼应女性主义 呈现多元姿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书写中,“个人”进入历史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被称为“新写实”的小说文本中,主角往往是市民和小人物。这些创作的新趋势说明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文学方式和另一种“个人”书写,期望从时代返回自身。由是,性别身份,特别是个人心理和生理经验的重要性得以进一步凸显。
    虽然上述思潮的兴起和流行几乎与性别身份没有必然的关系,然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这一思潮中找到了切入点,而迎合这一思潮的女性写作——“个人化写作”——则为女性主义批评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文本和范例,比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陈染的《私人生活》。但是这类极端的个人经验书写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就导致女作家的严肃创作在经过商业化的包装和炒作之后成为大众消费品,继而陷入尴尬。
    性别视角当然是一种洞见,但在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种不见,过于纠缠于性别只能让文学书写的空间越来越窄。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经执着于“身体写作”的林白摆脱了自我封闭的叙述方式。新世纪以后,姚鄂梅、黄咏梅、鲁敏、乔叶、阿袁、笛安等众多女作家的文学书写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姿态,从而为女性写作建立起开阔、饱满、丰富的叙述空间。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