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风生水起的当下，如经幡般独立于精神世界的少数民族诗歌，既保持着对汉语文学语境的深度融合态势，又强烈地持有跨越自身历史语境的节律，尽管面临纷纭的外部世界的冲荡，却依就不失高贵的矜持与责担。纵观2016年《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诗歌，整体呈现出如此精神气象——
    根植母族传统文化书写与情怀深耕，在不断的实验探知中破局地域文化屏障与经验世界的界限，自觉汲取多元诗歌养分精修技艺，于文化断层的绿洲上开掘乡愁富源，唤醒族群根性中的自省意识。诗人们关切自然万物的痛感，痴心于山川日月的爱恋，抒发敬畏自然的真情实感，在物我二元对话中建构心灵诗意，修补生活现实与诗情勃发之间的冲突，并赋予本真的思考以时代精神的浇灌，以更加开放阔达的姿态与汉文化背景下的新诗潮达成合唱的默契。放在当代诗歌的前沿考量，一些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文本展现的竞争力也毫不逊色，无论是作为诗歌本体的美学实践，还是在对应复杂的现实与多元审美意义的表达上，都同步地打开了可喜局面。各个年龄层次和各种精神向度的诗人及作品的汇聚，犹如漫天星辰，提着微光不灭的灯笼行走在幽远的山谷、朗阔的原野、寂静的乡村，空茫的街市……
    一
    在意义指向上，诗歌就是一种唤醒。持“唤醒”主张的法国思想家弗朗茨·法侬认为：“只有唤醒和铸造民族意识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围绕这个论断，他在《论民族文化》作了深度阐释：“只有民族，才会保障文化所必需的条件和架构。民族聚集了文化创造不可或缺的各种要素，只有这些要素才能使文化可信、有效、有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样，只有民族性才能使民族文化向其他文化开放并影响和渗透其他文化。很难指望一种非存在的文化会与现实有什么关系或影响现实。从严格的生物意义上讲，给民族文化以生命的首要条件是重建民族。”这所谓的“重建”，即指立足民族语境的文学自觉。
    基于蚀骨乡愁的根性意识，对出生地的怀想与热爱，为很多成熟的少数民族诗人们钟爱。这种“老题新写”反映了少数民族诗歌主题的传统状貌，揭示了诗人们的生命常数与心灵投影也构成一种写作挑战。
    朝鲜族诗人金哲的《故乡》沉湎于人类的恒久主题。故乡承载了人的出发、存在、归宿与命运轨迹，在生命高度展开了情感浪潮的扇面，“故乡是/悲哀时寻觅的/孤独的地址！/故乡是我心里/没有番号的/断肠的追忆”或许是出于高度的情感自信，诗人在开篇领起时，就敢于大声呼喊——孤独的地址！突然的爆破音，验证了故乡的承受程度。孤独是人类精神的墓碑，但也是精神远涉的灵魂修道院。诗中暗喻的连句成势，铺排成行，不断突破意义局限的故乡。而就诗意的现代性而言，诗人的这首诗歌更为我所钟爱：“我庭院的一片青翠/夏季小鸟啄食后飞走了/一棵银杏树/抹掉小鸟寒酸的影子在轻轻摇晃着肩膀”……基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故乡”只是一个笼统的事实，故乡的真正意义体现在“味道”上。
    只有岁月才能给修行提供终结答卷。在金哲们的诗意诉求里，无需更多的技艺加载，返璞才是大道。博尔赫斯说过：“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诗在文字里、在思想里，或者说在对宇宙的美学理解里。我个人在上了年纪后，觉得诗基本上就是在句子的语调里，在词的换气处。”气顺灵便，言真意从，势随笔宕。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诗歌《故乡的土》，直截了当地选取传统的抒情方式，明是颂美故乡的泥土，实则是抒发生养安息之地的执着深情。诗第一节中有两处运用叹词“哦嗬”前缀“故乡的土哟”，形成前呼后应的回咏，尽情抒发诗人单纯而炽热的美好心愿。第四节中，情感高潮乍起，作者先比喻“诗人是一株苍翠的大树，扎根在故乡的土中”，接着抒发“诗篇是那缀枝的硕果，轻荡在故乡的风中”，第五节陡然拔高音量，吟颂道：“我小巧的乌兰淖尔/我巍峨的大青山/是啊，你们都是光芒/是永不熄没的光芒/是从不低头的光芒”。至此，一种熟悉的蒙古长调从沉郁宽广变得高亢明亮。诗与歌媾和一体，展现了一种原生态的诗学风范。
    在中国诗歌的传统语境里，诗人专注于地域、故土、乡情的共生话题，多成宏大气象，文脉传承历史悠久，在源头性的《诗经》、个人化文本建构的《离骚》，以及传诵度最高的唐诗宋词里，比比皆是，这也是鲁迅“越是民族性的就越是世界的”的精神底背。正是这样的情怀顺承，当下诗歌的不少好作品都与地方性有关，或关联很深，而这其中，尤以生存形态更具得天独厚优势的少数民族诗人所擅长。
    “是中午，一个女孩蹲在黄河边/一下一下，漂洗着她手里的白手绢/看那姿势，不是在漂洗手绢/而是擦玻璃似的，用手绢擦拭黄河”，满族诗人高若虹的《去看一棵树》，长于叙述，笔法细腻精准、简洁传神，展现了较好的诗歌素养，和捕捉事物的敏锐力。诗人屏蔽了喧嚣的现场，专注于潜修静养的光阴。在诗人笔下，运草的驴，是“一块会走的石头/在黄河滩上缓慢地移动/高过驴的一车草，像涌过来的一峰浪/时刻要将它拍倒，淹没”。诗人锁定黄河文化辐射下风物的即时情态，观察细致，文法训练有素，在想象与现实的二维开合上，游刃有余，因为这精于用词炼句的自信，或人，或物，或树，或石头，都能产生夺目的形象感，引发读者的阅读情怀和深处的痛感。
    藏族诗人牧风的组诗《甘南之上》执着于地域经验的诗意书写，诗人眼里的自然，以散点的形态投射在空旷而孤寂的桑科草原上，而正是在这片云朵和阳光都美妙得如同梦境的地方，诗人相守格桑花，在经卷里读出境界，感知如爱情一般美好的时辰……在一系列草原特色的风物呈现之下，诗人与故土深情凝望。这种对出生地的深度打量，让一个诗人在平静中接受“精神的洗礼”在他看来，九月的菊花，亦被赋予通灵的人性，“眨动眼眸，九月的甘南与我的视线最近/金盏之菊把辉煌的梦在秋天打开/我抬起希望之光，远眺秋之原野/是谁在忘情地歌唱这金色生命拨动的恋歌和梦想？”诗人之心，只有与万物达成高度默契之后，才会打通通往精神世界的遥遥路途。牧风因诗情的纯粹与专注，获得了明亮的精神回应。
    “割掉我眼窝的两穗泪水”，一把镰刀折射的历史变迁，令人难忘。一个细节，一笔写意，了了勾勒就把个人情感触觉与乡土情怀巧妙地胶合与展现。整个读来，满族诗人徐国志的作品都散发着浓浓的泥土气息与草木清香。诗人有着丰富的地域书写经验，对乡人乡事、大地风物的细微嬗变了然于心。他绘声绘色地精微描摹，唤醒了远去的生活记忆，为雾霾时代留住了稀缺的乡愁。他用分行超越农民画，获得了更丰赡的艺术妙趣，种种温馨撩人的情景，将农耕文明背景下的少数民族生活再度复兴。他的组诗《大地之盐》，既是生活沉重的点睛之笔，又是岁月美好的诗性见证。在诗人眼里，劳作的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他侍弄的稻田，昭示了宁静的美。“一田田稻苗像我的方格本/只是父亲将稻苗栽得方正/阳光将父亲的脊背烤出盐粒/汗滴沿着胸腹砸碎稻田/这些椭圆的闪光的汗珠啊/将天空击破，让泥水受孕/又被秋风拾起，层层裹紧/再由云朵充实，阳光烘烤催熟/黄金的稻穗啊把金黄的稻茎压弯”。这些带着盐粒的细节呈现，在想象的作用下，与“我”的童真构成和谐画面，散发着稻作文化的光辉。
    尽管有时不免“离乡”出行，诗人们骨子里亦有他乡即故乡的真诚。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在扶阳古城》，采风于僻远的山野，自得于多娇的大地，和石头对话，与草木交心，以对世界的洞察观照自身的内需，因而有“大地是需要缝补的/如同补丁消失了之后/我们还需要缝补生活”的诗意发现。值得关注的还有，壮族诗人韦武康的《在一片草丛里》、藏族诗人蓝晓的《一个人的草原》、蒙古族诗人斯琴夫的《草原的味道》，都以植物之心或感怀卑微事物，洞悉内心修为，或以地域的开阔，观照自豪的情愫，呈现灵魂的境界。藏族诗人曹有云的《海拔三千米的钢琴》的奇特想象、藏族诗人格桑多杰的《早霞》唯美寄情等，也都不乏亮点，值得细细品读。
    这些少数民族诗人及作品，具有深度的原乡情结和深入民族根性的生命意识，诗人们在更高意义层面书写本土意识，打开精神按钮，加速进入民族文化与文明演绎的核心地带，已然迈开了与汉族诗人并肩致远的矫健步伐。
    二
    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神的成长。”作为少数民族诗人，身份认同的内驱力，促使他们的写作从出发的那一刻，就带着本色的领旨于文本的诗意书写上路，假地域而抒真情，受神谕而发原声，表现出诗与思的独特内涵。
    在新诗百年的节点上，不俗的文本表现出了一个卓越的少数民族诗人在参与当代中国诗歌进程中的积极姿态。少数民族诗人的韧性，助力他们在寂静中思考精神在场与本民族生活现场的诗性可能，在苍茫现实与强势语言的合围中，书写个体经验与外部世界共生的聚合与裂变，汇入滔滔诗潮，为自己立人夯实灵魂底色的同时，也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诗写标本，表现出较突出的文本实力。
    藏族诗人完玛央金的《回首》，擅长在生活的道场展开个人化的诗意纵深，经由词语的轸念展示内心的美丽纯净。她兴趣浓郁的方向不是“诗到词语为止”，而是有着对“那些词语依附的背景”深刻性地挖掘。《回首》的诗意没有停留在语言表层，在完玛央金的经验世界，语言的光泽和“年代”之间的关系存有某种暗示，诗歌的意义也因她娓娓道来的讲述，自如地延展。“不敢想象/它又开出红色/或许是黑色的花朵/背叛安宁/带来生与死的新一轮组合”。她依托诗歌中的意象整合，完成了目击之下的现实拆分与想象中的精神重构。于她而言，因为生长于斯的所思所想，那些遗失的美好，和自然世界的苍生万物，在回望中，焕发盎然生机，产生“喧响了你驻留的天堂”的颂唱。
    同样值守于诗意的安静，羌族诗人羊子与生俱来的山地情怀中，将族群特性与生命感知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诗句不由让我想起获过两次普利策诗歌奖并在2010年荣任美国桂冠诗人的W·S·默温曾经写下的诗句。“我踏上山中落叶缤纷的小路/我渐渐看不清了，然后我完全消失/群峰之上正是夏天”。羊子的《群山上的孤岛》有着辽阔的寂静、松散的抒情音调和自由的行吟风度，“安静中我看见自己的身体清澈见底/看见万物的重心与地心同步/翻转和悬空的姿/势与山水同步/我与自己同步”。语句将人与自然，与故地的关系表现得入木三分。
    在诗歌创作中，关于语言与自身的紧密关系，汉族诗人路也在评价默温时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其实，对于一个母语力量足够强大的人，任何外来语都不可能破坏它而只能补充它丰富它，外语和母语相互映照，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另外一种语言重新找到自己的语言，找出词语和经验相联系的最真实部分，可以取长补短，增强我们对语感的控制力。母语是存在于血液里的，是一个人语言的DNA……”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辨识性眼光介入2016年《民族文学》刊发的诗歌时，很轻易就能捕获母语基因作用于诗歌而生成的喜悦。
    满族诗人巴音博罗、姜庆乙和宁延达，苗族诗人张远伦和末未，以带有前倾的姿态滑行于当代汉诗的飞地，骨子里依然有着民族性语境的烙印。单就作品的艺术成色而言，巴音博罗的《大西街的旧物市场》、姜庆乙的《在大地栖居》、宁延达的《漫步》，在气息上和现实生活水乳交融，剥离了都市化进程的褶皱，而沉静于精神的驻足与回望，表达从容、自如。语言的现代性进一步拓展了诗意的空间，也为少数民族诗人逸出抒情圭臬，架设了形象坐标。
    把前沿的诗学探究融入创作，诗人与诗歌本身，也会触碰奇异的火花。张远伦的《木头内部的声音》已经突破了“少数民族诗歌”的思维定势，在高蹈抒情之外更重视对内部肌理的意识拨梳和心灵内视。静听，是他诗歌的一大关键词。“木头内部的声音/很幽微”。这样的调值，让诗歌的现代性有了依靠和自足的底气。
    相对于张远伦诗歌鞭辟入里与思辨征象的突出，末未的诗歌依托梵山净水，将地域的积极意义转化为精神标高，质地干硬刚性，后现代的片断性与迷离色彩明显。生活化的机智，同步于现实的脉动，让他的诗意及物而沉实，表现出紧贴当下的宽阔，以及重构诗性情怀的可贵。
    “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够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塞弗尔特:《我为能感到自由而写作》）。这种以世界性诗歌脉搏为文本参照的高标准严要求，在近年来的《民族文学》诗歌中，渐成气象，而2016年度，一大批新世纪以来跻身中国诗坛生力军方阵的少数民族诗人，也点亮灯笼，汇入寻找远方的熙然路队。
    三
    以自然、社会、人等维度来审视诗歌视野，2016年《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诗人及诗歌，表现出对本民族生活习俗及本体精神舒张的自信。阅读这些诗歌，独特的民族风荡涤心胸。这些风情的展示与描绘，并非风景推广语的轻飘与空泛，而是内力加持之后的重音阐释，是诗思绽放的力量沉淀。
    土家族在宗教方面，既迷信鬼神，也崇拜祖先。村里有人生病时，他们不请郎中，不吃药，而是请巫师上门来“烧胎”、“泼水饭”、“提火焰”、“打正”、“收魂”、“讨水”、“还傩愿”、“下马”，借此来达到避邪的效果。“烧胎”多针对婴幼儿，他们认为婴幼儿生病是因为魂魄不守，“一只鸟从肉体里飞出/停歇在另一肉体的枝桠/忘记回家的路/失去鸟的孩子/宛如父亲旱烟的烟雾，毫无目的地游荡”，进入了另一母腹，正在被孕育成胎儿，只要“烧死”胎儿，令其魂魄复归原位，便可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诗人的职责不只是发表意见，还要讲出生活的真相，土家族诗人周明既是见证者，也是记录者。他用诗歌的语言生动地再现了“烧胎”这一巫术的施行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本来的生活片段，“巫师念念有词，鸡蛋上画着圈圈/圈住妖魔鬼怪，圈进殷切的期待/连同孩子的指甲，丢进纸钱的火焰/焚烧着怪胎的梦魇”。自然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土家儿女，在这些神秘巫术的背后，渗透着土家人古老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因为诗歌的无限可能，他们愿意相信并维护着自然的神秘力量。
    神人合一，让少数民族笔下的“故乡”拥有艺术探知的迷人之处。而现实境遇中的“故乡”，亦是少数民族诗人写作素材的厚实基因。大都偏安一隅的诗人们，在社会打拼的人生遭遇，具有更为特殊的体验和发力动机。在苗族诗人杨犁民的诗歌里，第二人称的“你”，就有了多样的解读，可能是爱人，可能是孩子，更有可能是故乡。“世界，从来没这么大过，下雪时/你离我千里万里；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小过/下雪时，我是多么地想你/每片雪花，都是一条迢迢的漫长道路：长途汽车/在一片雪花中打滑；高铁和火车，在一片/雪花里格外拥挤；连/飞机，也在一片雪花里大面积延误……”（《下雪时，我是多么地想你》）。诗人借助雪花这个活态十足的意象，巧妙地将不同的现实场景串连起来，从而达成一种宏阔的感知。
    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尖端，要求诗人的创作在时代语境中游刃有余，并整合自己独特的词汇和神奇的意象来彰显诗意。在某些语词的运用上，藏族诗人白玛央金很好地借助了他的本民族语言谱系，“牵走草原尾鳍上曼妙的歌声/我的双眼沿着山脊爬行/歌声被无限拔高拉长/我用山的语言互诉衷肠”，“有一天我需要斜倚着老树/或许已经躺倒/我依然会安顿在一只羚羊的眼睛里”（《总要不停行走》）。耽于生命原初的神性赋予，同样作为一种依托地域的诗意观照，藏族诗人曹有云倍加珍惜城市化进程尚且还不能染指的“荒原”，他的爱与真情，始终饱含热泪，却一直“静默无声”。土家族诗人宋庆莲在诗歌《樱花晃动的春天》里，以命运的审视，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猝不及防/比如命运，心动，或者是一个隐喻的诗句/像一只蝴蝶从明媚的光中飞来/忽地一下撞入胸怀”。在壮族诗人费城的眼中，夜晚“像一条无法折返的高速路/朝向心灵的圣殿潜行/寒冷逼近，丢失翅膀的铁鸟/抬头望见星空”，一个人行走在人世，“身体里的凉意，源自童年”，唯有“捆扎往事，将疼痛砌入年轮”，才不会成为一个心地荒芜的人，仿佛野草一般，不知去了何处。费城的诗，因为文本内力的自觉，而展现出当代汉语诗歌的诗性语境及其探索进深的现代性。
    异域特质的美学呈现出少数民族诗人作品的可贵脉象，他们诗歌中的真情抒发，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及物性，不高蹈空乏，诗与生活的水乳交融强化了其作品的现实意义。哈尼族诗人莫独在《后事》中描写一个人的去世，“神龛上，你一年年拴上的稻穗已收走/神柱上，你一次次插上的鸡毛已收光/……其实，村庄是热爱你的/但是，这次她逼迫你交回名字/农活逼迫你交回农具，交回牛群”。“你”的一切被收割，被剥离，甚至名字也得“交回”，当丧歌响起，俗世的一切陷入虚空，属于乡民的只有那一场仓促的后事，这种赋予生命终结的内涵挖掘，表现出了神性的一面，把人的“来与去”，把灵魂的皈依，提升到哲学追问的高度。
    对生死的诗学打量，是少数民族诗人最不可绕开的话题，尤其是亲人的生离死别，必然引发诗人们情感涡流的大悲恸。悲伤莫名中，诗性前突并迅疾占据表达空间。回族诗人海郁在诗歌里是这样追忆自己的父亲的：“四季轮回，草木逢春/在离开你的这四年”,有些恍惚，“在一丛荒草的缝隙，我看到了孱弱的嫩芽/想到了粘在你老花镜下的经卷/我怕那些浸透岁月憔悴的文字/在泛黄的前定中化为粉末/再次击中我尚未休眠的疼痛”（《我不能把悲伤带入春天》）。自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令诗人缅想到父亲，如此的执念和真情让读者唏嘘。同是回族诗人的敏贤昌对父亲的记忆，最后只剩下了“黝黑的脸”、“一张犁”、“一把镰刀”，这些记忆符号构成了父亲生命轮回的脉络。诗歌是主情的艺术，当生命终结，“白布遮盖了你的身体”，如同“厚雪覆盖了四野”，宣告一个季节的沧桑终结，诗人真切地抒发了对父亲命运的怜惜，最后一句“我的眼睛被埋葬了一万年”，道出了对无可挽回的事实终结的无奈与不甘。这种高度意象化的处理方式，把生的虚无浓缩于谙熟的农事具象中，从而增强了文本张力。“正在往西倾斜的大树/被风扶着，一千年不倒/大树无法死去/风却不愿停止……大树哀求/风声太高/香蕉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见”（《风扶着一棵树》）。藏族诗人久美多杰的这首诗冲淡平和，语言晓畅，真实地抒写了现实世界里的生和死，以及人们对待生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回族诗人惠永臣近年在诗坛表现比较活跃，很勤奋，他的这组诗在阿尔金山的安宁中，获得了一种发自生命原初的自足，读来意蕴深沉，眼界高迈，持续传递着沉静的力量；而寂然中“和一株草面对面坐着”的土家族青年诗人徐必常，从多维视角切入深度的“小地方”情结。“在这时空中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像一对老夫妻，一次又一次朝对方微笑，咬牙切齿/一次又一次打开那盛着往事的坛子/一次又一次微闭着的眼睛，深呼吸”。在一棵草的身上，读出了多重语境，及其语意覆盖之下的民族情怀，从而揭示出“扎根故土”的最高意义。
    四
    一直以来，母语创作是少数民族诗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少数民族母语诗人精神本色的主要承载方式，既有对本氏族精神的宏大映照，也有对个体生命内心世界的细微抒发。但因为语言阅读的障碍，这些优秀作品只能在本民族读者中流传。翻译作品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为我们打开了品鉴它们的窗口，也让这些作品到达了更广阔的彼岸。
    维吾尔族诗人排日代·亚库普的组诗《因为有一声把我呼唤》，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承继了古典诗歌的精髓。读他的《我来》，耳边回响的是《诗经》韵味。“我从土中来/我从水中来/我从火中来/我来，是为了看/我来，是为了爱/我来，是为了来/我来，是为了去/我不是凭空而来/我来，是因为有一声把我呼唤”。《我来》在重章复沓中，单一性的情感指向，开始朝着丰富的意味迈进。其内涵旨意也切合诗歌的源头，重章叠句，是《诗经》的基本结构，也是诗歌加载情感的一种有效路径。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正是维吾尔族诗人吉利力·海利力的诗歌《灵魂的表白》所要达成的效度。诗人以“梦见童年”开篇，导入大胆的联想，用意象支撑灵魂发出向上的真声：“我给夜里的惊雷注入声音/点亮了星辰之路/阳光，闪电/照亮所有的路/遥远的旅途有爱的陪伴。”诗作的意蕴虽然简单，但直抒的胸臆袒露了昂扬向上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阐释过博大、永恒与纯真的“纯理灵魂”。相比哲学的深究，吉利力·海利力用诗歌直抵本真。
    朝鲜族诗人全春梅将诗性视野投放到远离喧嚣的偏远之地，不管是易碎的“瓷”，还是苦难中煎熬的农民工，在城外，在旷野，以“碎片”的姿态，呈现岁月的美好和人性之真。“祖先跪在耕耘过的荒野上哭了/深邃的瞳仁里萦绕着/来自千年后的图腾”，彝族诗人阿克日布用母语诠释“不老的荒原”，对彝族人民在洪荒岁月中的奋进和图腾崇拜进行了情怀磊落的重构。在现实中回望历史，致力于用智慧的犁铧，在脚下的土地上种下昨天，延续血脉。哈萨克族诗人叶尔兰·努尔得汗的诗歌《被缚的骏马》，激情四溢，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赋予诗歌中的自己奔跑的力量。以骏马自比，让他获得了奔放豪迈的气概。尽管“忧郁如蛇缠绕在我的臂膀”，但诗人深信“诗歌拖着春天最初的绿荫/飞奔如火狐，如烈焰”，于是，“我”与“你”（骏马）之间，互为参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鱼水关系，由此而生发“未来”与“绚烂鲜花”及“金色硕果”的对位和意义暗示。
    以母语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长期浸淫在传统文化和古老历史记忆，以及乡风民俗之中，诗意往往多有边地人文气息的俊逸与幻美。维吾尔族诗人米日完古丽·尼牙孜的诗歌《你是我的传说的开头》，以精巧的构思抒发对“雨水”的赞美，直言这雨“是上帝之恩”，祈福求雨是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诗人的诗句也有祭司的口吻，神圣感沛然而生。这雨与光、诗句、花儿、泥土、灵魂等神性意象发生关联，再辅之以回归、溢出、绽放、翱翔、芬芳、燃烧、纯洁等动词与形容词，形成虚实相靠的艺术张力，将雨的温暖与爱，想象成“我朗诵的诗篇”，最后归入“每一颗心”，滋润万物生长，迎接阳光的照耀，“你是我传说的开头/你是我传说的结尾”。诗的结构考究，布局周全。这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少数民族一以贯之的工匠精神，对于高贵与圣洁的东西，骨子里匿有无处不在的精巧意识。
    用母语写作的诗人，作品中都有隐含故乡情愫，有的直陈心怀，有的借物抒情，所指里都盘桓着一个实实在在的饱含疼痛、忧伤、温暖的故乡。
    五
    作为当代少数民族诗歌新鲜血液的一部分，2016年的新面孔新诗作，呈现新的力量和潜力，文本质量不菲，艺术表现可圈可点。他们的诗歌入诗较快，诗艺及修辞中少了一些外在套作与标签化语义的干扰，而能迅即氽入诗歌文本内部的艺术张弛之中，又因地域脉承的基因使然，书写个性鲜明，语言鲜亮灵动，内容兼具时代镜像与个体情感的欢悦与忧思，以及精神存在与心灵诉求的哲学思考。文本表现抢眼，诗性强力。
    在全球化语境趋同日益严重的当下，诗歌的语言体系和书写边界越来越模糊，但是在少数民族诗人笔下，依然保有独立于现实生活的诗性诉求。城市的繁华充满了诱惑，他们离开家乡，在城市里寻求生存机会，这种居无定所的游弋生活，在诗中动人地呈现。在当地已有较高知名度的藏族诗人德乾恒美，诗歌充满力道，在《夜幕下的合唱团》中，他这样写道：“南川西路大堵车，我踉跄跳下船/是一地的碎银，前方昏暗，有烧酒/民工躺在皮卡车后，一辆车冲过/扬起一团灰，尘土在灯光下唇枪舌剑/喝干二两，喧嚣才去。酒醉，困顿四起”。人们的精神漂泊于凌乱的现实困境，孤独而无助，只有在醉酒中梦回故乡。“满园秋色，被大雨浇了个七零八落/又拖拖拉拉，下了一宿，连魂儿也湿透/夜半酒醒，叶落满院，走下台阶/是一地的碎银，水波荡漾，波及遥远”。这样的乡愁绝对不属于某一个人，它属于千千万万个在异乡打工的少数民族诗人，托起了他们的精神底线，平衡着它们心中的道德天际。
    水族诗人韦永，2011年才开始业余创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出手不凡。她的组诗《种子回到种子》，读来耳目一新、令人欣喜。她的诗歌在题材上展现的宽阔度是开放性的，若以未来为参照，诗人的写作面非常重要，这和阅读的广博一样，将对写作者的精神走向与成熟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韦永，她的爱与真情，想象与自由，在接地时，没有自设藩篱，而是率性地打开了诱人的扇面。她的诗歌，经由地域情感的诗性书写表现出迷人的灵性，诗歌中的那种“味儿”，令水族生活的神秘性被节制、隐忍、富有张力地传达。“女巫在江边燃一炷香/给苦难者测字改运/那些咒语像冬日的光斑/温暖不了被苦寒浸入膏肓的人”（《冬日的都柳江畔》）。这种隔绝尘世的生活书写将“此岸”的“我们”带到那个魔幻现实般的神秘世界，那是水族世代遗传的秘籍。韦永的诗，融汇地域生活经验与自身心灵感悟，其所隐含的淡雅感伤，对族群文化内部的精神细察，以及隐忍的现实批判，值得期待。在个人化书写和公共语境的对接与切合上，细腻、空灵，具有较好的阅读感受。
    彝族诗人超玉李也以年度新人身份跻身2016年的《民族文学》，他的《幽州怀古录》静雅迷人，这种借文史意象抒今人之情的表达，让字里行间弥散着安闲的古意。他的诗，思接唐代诗人陈子昂，与之形成一种空旷的复调。“从幽州台掠过/我立刻从大地上跳起/确信那人姓陈/一定可以和我大醉/一定是我宿命中注定的朋友/叫住他/在落日的梦境中，我心凄然/他心怆然/我们相拥，在荒野中大摆酒席/在月光下酩酊烂醉/然后抱头痛哭/泣成两个泪人/大滴大滴如捻珠/簌簌落入杯中，饮泪当酒/这两个苦命的人/这两个相依为命的人”。诗人以个人的精神诉求反映人类的大孤独，祈之于诗行的引领去找寻灵魂知音，穿越时空，隔代共鸣，获得了“灵魂对话”的超验，显现了不凡的诗意气度。
    诗歌的现实难于如何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乱象甄别，把那些困境中的负能量转化成自我温暖，并由此而积聚更为广远的艺术感染力。诚如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意识到，深陷一种“反对者的热情”会让自己在诗歌写作上的创造力枯竭，因而积极投身于“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的书写之中，最终成就了一种真正的诗意广阔。来自社会底层的回族诗人阿麦是诗坛的一匹黑马，他的诗有着负重中向上的品质，其组诗《风中有人招手》说出了暖人心扉的寂静，展开了寂静中的心灵洞察。在《静坐》中，他写道：“太阳偏西，我在小西湖公园静坐/草木依旧枯萎，像坏心情降临/口袋里的罚款单是早到的蚊子，叮咬着司机黑色的脸孔/小南风吹拂，脚下的黄河水浑浑噩噩/此时的托马斯在西方行走，所有的动词开始水流湍急”。诗以小令一样的灵动，道出了即时状态下的人世隐疾，一张罚款单预示的世道，如湍急的黄河水一样关联着一个黑色脸孔的被蚊子叮咬着的司机。这小南风吹拂的“静态”之下，是剧烈的人世漩涡所裹挟的“不平”，诗因此而极富张力，长句子的铺展在意绪上加大了内涵的延展性，可见功力。他的另一首小诗《母亲》，也是言简意赅，“难道我是只邪恶的蜘蛛吗/我的成长以吃掉你的手足身体……/为代价吗/主啊！让我变成一粒尘埃吧/这样你不会再变老了”此诗以忏悔的口吻抵达自我的精神救赎，敢于揭示隐痛的根源，却又不消沉颓废，触底的力量加载昂扬的温情。这样的诗人，他的心胸是敞开的，视野是多维的，既心系穷困之人，也会为被杀的驴飙泪，这样的厚道真情，萦绕着美好的音符，驭笔于这样的静美：“在松鸣岩/花儿舒展绿色的翅膀，在云端飞翔/瀑布飞泻而下，涤荡山水间的泥身/天空盘亘的山鹰/像天启，在湛蓝的天空拉着铁犁/于是，世界更加静谧唯美”（《松鸣岩》）。值得一提的还有彝族的英布草心，《爱的十九个音阶》赋予爱以音乐的特质，集诗意与乐感于一体，续展抒情的本源，在形象化的经验中摹写内心的挚爱与真情。
    六
    诗歌不仅指涉幽微情愫，是复杂灵魂世界的显影液，也是时代精神和主流意识的留声机。作为主题活动的诗性叙写，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重走长征路，激发了少数民族诗人们激情如火般的“赋比兴”。侗族黄松柏的《湘江之上》，布依族诗人杨启刚的《红军从我的家乡跨过》，土家族诗人仲彦的《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等诗篇均深情并茂，从宏阔的架构，导入历史的细部，他们的眼光穿越烟火风云，停泊在战火纷飞中的羊肠小道，跟随先烈的足迹，洞开远逝的“第二现实”。这些诗歌，已经不再满足于激昂的号角和奋不顾身的冲锋哨，诗人们将抒情的调值融入自己民族唱法的音律，沉吟、冲决、高亢、回环、深思……每一个节拍，都富含生命的领悟，和对自身的矫正。“红色，那耀眼的红啊，血色的悲壮/让我的心和历史的天空一起痉挛，特别是军帽下/那灼灼燃烧的眼睛放射着恒远的愤怒和哀痛”（黄松柏《湘江之上》）。唯有苍生不可负，唯有悲情可化蝶。承伤痛以发力，祭先烈而当先，这是这些诗人共振的“同期声”，也是“缘情”和“言志”的诗兴激发。
    在《民族文学》的诗歌布局中，“人口较少民族诗歌”专辑和“大学生诗页”栏目，充分体现了主题策划的自主性和全局视野的开拓性，为读者洞开了一片神秘的光亮。这些陌生诗人的诗歌粗朴而真挚，本真中透露出一股远古记忆，对于那种陌生化的“远方”的呈现，诗人们演绎得非常用心。密英文的《傈僳人》缘起于本族的传说：“傈僳族大规模迁徙之前，居住在南京应天府和毛化大石板一带，那儿，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有一株古老的大槐树……”这种寓迁徙文化史于诗歌经验再造的诗意扩张，更加具有情感优势，也因为文学形象化的增补，从而形成互文性呼应，扩展了历史记忆的长度，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其他如裕固族诗人鄂尔魂和他的《东迁遗梦》、普米族诗人曹媛和她的《简单的美好》，都在以自己熟稔的表达方式，或粗犷，或细腻，或奔放，或节制，或豪迈，或内敛，尽力书写着个人视野下的本民族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情感中的诗意世界，余味富饶，读之深受感染。
    当代少数民族中的大学生诗人，绝对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民族文学》大学生诗页的推出既显现了其宏观调控的智慧眼光，也充分彰显了刊物文学担当。虽然这些诗人的作品还需要进一步打磨，但年轻的诗人们表现出来的“劲头”和“开疆拓土”的新势力，必将为少数民族诗歌的未来洒下一路芬芳。马小贵（回族）、周楚男（东乡族）、董成琪（瑶族）、阿卓日古（彝族）、廖兵坤（苗族）、简晓艳（土家族），年轻诗人们从不同视角将个人情感主导的写作向度与社会万象的诗意空间逐步打开。他们以诗的触觉感知生命意识、生存哲思、想象经验和现实预判。期待这些陌生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活力，为少数民族诗歌注入新的力量，再造新的精神风景。
    七
    以最古老的分行形式阐述心灵，以最高贵的精神坚守民族情怀。在诗的世界，基于民族性的神秘既富有内在深邃的洞察又充满无限的艺术可能，情感充沛，意象丰瞻。心志感知，审美趣味，生存境况，灵魂诉求，都表现出新的气象。诗歌评论家霍俊明在《诗歌的回应“现实”与预叙“未来”》一文中指出“少数民族诗歌在关注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绚烂多彩且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文艺报》2016年11月25日2版）“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是白居易的心声，当然也是时代诗潮的吁请，更是“少数民族诗人”这几个字赋予的深刻含义和诗歌作为高端艺术的严苛要求。被誉为少数民族文学摇篮的《民族文学》作为一个精神集结的高地，本年度的诗歌文本，不断以上乘作品刷新读者的阅读视野，给当年度的中国诗歌增添惊喜，如春天百花，光彩夺目，生机勃勃。诗歌被诗人们虔诚地敬畏着，潜心地操持着，无论喧嚣怎样肆虐，不管道路如何艰辛，他们始终诗心永驻，义无反顾。
    2016年《民族文学》的诗歌作品，客观地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特征，有紧跟现代性前沿的探索勇气，也不乏在传统诗学里的执着坚守。沉重的使命感也对少数民族诗歌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通过文本实验让诗人拥有完整性的诗歌世界的构建，展示更深刻的思想和更精微的诗性意识；怎样把“抒情主体的个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与诗人自身所面对的地域性诗歌经验与社会进程中的复杂性融会贯通；如何精研写作技艺，历练修辞能力，连通地方性语境与中国故事的旨意，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保有个体之真的探索实践等方面，还要进一步探索。作为少数民族诗人，执火燎原的追求，启蒙开昧的本真，肩挑重担的道义，精神致远的历程，依然艰辛，但必然曙光在前！
    刊于《民族文学》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