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间结盟的冲动来源于历史的变迁所带给人的不可靠感，而打败时间的野心中则暗含着人类赋予艺术这一无用之物的无上荣耀。这一点在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愈加分明。时间，成为这一年长篇小说的共同主题，每一位作家，在面对时间这一问题时，艰难地作出自己的回答。”
    所有伟大的文学都面临着与时间的战役：他们要么视时间为同盟，试图在飞逝的时间之下挽留记忆；要么视时间为敌人，意欲以一己之力打败时间。与时间结盟的冲动来源于历史的变迁所带给人的不可靠感，而打败时间的野心中则暗含着人类赋予艺术这一无用之物的无上荣耀。这一点在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愈加分明。时间，成为这一年长篇小说的共同主题，每一位作家，在面对时间这一问题时，艰难地作出自己的回答。
    时间与文化理想
    《望春风》与《北鸢》共同的主题是，属于民间的朴素的道德理想在内在价值溃散的今天被时间擦亮，恒久弥新。文学中的道德美具有一种不容辩驳的说服力，但道德美就能经久不衰，战胜时间吗？这是一个问题。
    格非的《望春风》和葛亮的《北鸢》是本年度关注度最高的长篇小说。单从内容上看，两书似并无可比之处。《望春风》落笔于江南乡村，深情描绘了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叫做儒里赵的村庄消失的历史。《北鸢》着眼于“民国”，以世家儿女卢文笙和冯仁桢的成长经历为线带出了两大家族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命运，勾勒了从1926年到1947年的时代风貌。然而，乡村也好，民国也罢，他们不过是借此抒发他们对时间的感喟。对格非来说，时间意味着一切都将走向衰败。乡村一旦被时间这双手抚过，无论曾经是多么的“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终将成为废墟，成为“一片令人生疑的虚空和岑寂”。这是时间的本质，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作家所能做的，不过是为消逝的时间赋予某种文化理想，证明时间之价值所在。“望春风”，正是在回望中，乡村的传统纲常礼仪散发出迷人的光泽，那是每个中国人陌生而又熟悉的来处。格非想象，那将成为我们的去处。于是，到了小说的结尾，“我”和春琴回到了已然与现代隔绝的儒里赵村，回到了时间开始的地方——“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或者说，纷乱的时间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回拨，我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不论是我，还是春琴，我们很快就发现，原先急速飞逝的时间，突然放慢了它的脚步。每一天都变得像一整年那么漫长。”格非在结尾再次以圣经般的口气重申了对于时间的乌托邦式的梦想：“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份。”作为一个隐喻，“时间的怀抱”的含义暧昧不明，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他在将时间人格化的同时暗示了小说的主旨。事实上，格非在今年的一次演说中更清晰地阐释了时间之于小说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可以忘记时间，我们可以把时间抛到一边，但是时间从来不会放过我们……所以我说,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格非对于时间的思考亦在葛亮的《北鸢》中有所回响。葛亮的自序题目就是“时间煮海”。什么意思呢？葛亮没有明说。我们只能猜测，时间仿佛是一个小火炉，哪怕人与事澎湃如大海，经由时间的慢慢煎制，历久之后，终能“水落石出”。这“水”想来是风云迭转的中国近代史，那么，这“石”又是什么呢？我以为，“石”乃是葛亮寄予在文笙和仁桢身上的道德理想。这一点，恰与《望春风》再次不谋而合。如陈思和所说，“诸如重诚信，施仁义，待人以忠，交友以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中国传统做人的道德底线，说起来也是惊天地泣鬼神，在旧传统向新时代过渡期间维系着文化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是《望春风》与《北鸢》的高明之处——属于民间的朴素的道德理想在内在价值溃散的今天被时间擦亮，恒久弥新。文学中的道德美具有一种不容辩驳的说服力，但道德美就能经久不衰，战胜时间吗？这是一个问题。
    同《望春风》一样，付秀莹的《陌上》也以当下乡村的处境为叙述对象。这是今年长篇小说最具热情的题材，如刘继明的《人境》、赵兰振的《夜长梦多》等。如果说，《望春风》书写的是乡村的整体氛围，那么，《陌上》着眼于人与人、事与事之间蛛丝般复杂的联系。于是，我们看到，芳村不仅没有如大多数乡村一样衰败下去，反而人声鼎沸，烟火缭绕。这固然是因为芳村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条原始工业生产的道路。这使得大多数村民们的生活富裕起来，但是否意味着幸福呢？恰恰相反，芳村里的每个人各怀心事，都有自己不得不面对的生活难题，女人的眼泪婆娑，浸透在纸页间，不免让人深深怀疑社会的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简而言之，付秀莹书写的是变化中的乡村。有趣的是，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风景描写。付秀莹不遗余力地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乡村的事物，芳村俨然就是活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村庄，是我们想象中故乡该有的样子，因而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和抽象性。这构成了某种悖论。一边是古典的未经时间改变的乡村风景，一边是正在发生巨大改变（包括经济与伦理）的乡村日常生活。这大约是因为作家感受到了时间的巨大压力，她哀叹着，在书写变化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寻找古典的永恒。
    时间与历史遗产
    不同年龄的作家都在思考，面对沉重的历史，我们是应该记住进而反思，还是应该遗忘以摆脱重负，大踏步地走向未来？
    或许，在进入时间之后，“80后”作家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书写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上，而不仅仅只是讲述父辈的故事。
    时间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2016年的长篇小说中体现得格外突出。不同年龄的作家都在思考，面对沉重的历史，我们是应该记住进而反思，还是应该遗忘以摆脱重负，大踏步地走向未来？“70后”作家李凤群的《大风》处理的也是类似的题材。她认为，时间并不会放过普通人，即使在他们身上，时间仍然顽强地显示出自身的威力。于是，一个家族四代人都被历史紧紧抓住，进而发展出迥异的性格，乃至不同的命运。或许是为了强调历史之决定力量与时间之不可战胜，作家不惜让自己的人物统统发展出一根筋的性格，在让人物陷入扁平化的危险的同时，也让叙事相对单调。事实上，李凤群对于时间的认知方式在这一代青年作家中十分普遍。他们大多认为时间深处某个晦暗不明的所在，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今天。如果有不同，那么在个人需要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上，他们有分歧。
    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描绘了今天雾霾沉沉的现实，这现实与人心灵深处的惶惑不安是一致的。一切都来源于曾经的一次告密。日长夜久，这一举止成为一个人无法挣脱的隐秘，终究在若干年后还诸自身。我猜，徐则臣并不赞同将一切推给时间，相反，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于历史意识的觉醒还发生在“80后”作家张悦然身上。在《茧》的后记里，她写下了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那些历史，并不是在我们觉察它们、认出它们的一刻，才来到我们的生命里的。它们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这部小说因此被评论界认为是“一个‘80后’作家认真、严肃地从这代人的角度探讨如何面对上一代人的历史遗产的作品。”在我看来，获得时间意识，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这是否意味着“80后”一代作家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成人领地的边界？尽管进入历史的方式依然是青春文学式的。作家的这一意图在女主人公李佳栖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或者说，李佳栖就是张悦然的分身。然而，有文章批评李佳栖说，“她通过不断拜访和父辈有交集的故人，分享他们的记忆来‘参与’父亲的历史，参与方式的相似性使得寻找父亲的旅程琐碎而单调。再现的历史也局限在了作家们热衷表达的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历史时刻，表达与反思都没有实现超越。”或许，在进入时间之后，“80后”作家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书写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上，而不仅仅只是讲述父辈的故事。
    时间与地方回忆
    2016年，“地方性小说”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对时间的回忆往往被转化成对某一空间的浓墨重彩地描画，仿佛时间只有在空间的容器中才能找到自身。
    面对愈发强大的时间，有的作家表现出了对某一个历史年代的回忆与偏爱。有趣的是，对时间的回忆往往被转化成对某一空间的浓墨重彩地描画，仿佛时间只有在空间的容器中才能找到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2016年，“地方性小说”成为不容忽视的存在。
    冯良的《西南边》令人惊艳。苍茫的大凉山，隐藏着多少时代悲歌，关于黑彝、白彝，我们又知道多少呢？作家用腔韵别致、绘声绘色的“川普”，带领我们走进大山深处。小说看似从1940年一直写到2000年，但事实上，在小说的一开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个世纪50年代，小说的节奏相当缓慢，旁逸斜出、枝繁叶茂，还带着些许作家一派天真、漫不经心的口吻。作者的笔墨在此延宕是有道理的：解放军来到大凉山，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等级森严的黑彝、白彝和汉人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变化是如此剧烈，只能用缓慢的笔触来描摹。小说写的是三对夫妻的生活遭遇，却留下了民族融合之际所遭遇的种种。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边》实践了“小说”的真义：从“小”处出发，“小”得旖旎，绚烂，却不期然抵达了“大”，让读者在细细品尝生活的滋味的同时也触发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对更深刻更重大问题的思考。不可否认，作家幼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应该是她写出这部小说的内在动力。冯良将时间感转化为想去发现和揭示地点的意义的愿望。
    这也是王刚的写作策略。《喀什葛尔》的时空坐标是新疆，上世纪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从1977年5月至1980年4月。小说留下了一群文艺兵青春洋溢的身影。显然，王刚并不试图唤起人们对那个年代，或者说对喀什葛尔的热情。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只对王刚本人有意义。他让青春的忧伤无节制地泛滥于小说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刚是在通过《喀什葛尔》回到他魂牵梦萦的青春。
    以少年视角切入一个时代的还有吴亮的《朝霞》和王承志的《同和里》。这两部小说都是《繁花》的回响，因了作者志趣的差异，对时间与城市的理解也大异其趣。《朝霞》是一部自带思想高光的小说。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思想的辩驳壮阔有力，它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缠绕在一起，构成了吴亮对70年代上海的理解：只有闪烁着精神光芒的时间才值得铭记。《同和里》延续了《繁花》以方言书写上海的追求，“恶童”的视角增添了小说趣味性，却也使得小说关于人物的描绘倾向于简单化。
    当一些作家沉浸于对时光的回忆中时，有的作家更乐于想象时间。陈河的《甲骨时光》因之显得十分特别。“甲骨时光”，其实是两段时光，一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是殷商时代，两者在安阳这一个空间重叠起来，并通过一幅壁画打通了时间通道。前者脱胎于史籍，看得出作者的小心翼翼，有时候不免被史料所拘囿；后者是“无中生有”的想象，更加汪洋恣肆。而触发这一切的是关于时间的想象。陈河自言，“当时我所接触的素材里包含了许多奇妙的因素，有历史的神秘、密码般的甲骨文、伪刻的高手、盗墓者和探险家、中国学者的家国情怀等。而最让我想象力受到触动的是时间。”
    时间与未来想象
    在众多作家将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一批新锐的作家看到了未来。一批有“景深”的长篇小说诞生在这一年，作家把小说发生的时间设定为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但有别于科幻文学。
    当然，时间并不等同于历史。或者说，历史不过是时间的一个维度。在众多作家将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一批新锐的作家看到了未来。准确地说，一批有“景深”的长篇小说诞生在这一年。我说的“景深”的意思是，作家把小说发生的时间设定为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但有别于科幻文学。科幻文学描绘的未来旨在表现科学技术或者社会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它着眼的是未来。这一类型的小说虽然时间的长度拉大，但其观照对象仍然是当下，是关于当下的寓言性叙事。其中，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和黄孝阳《众生设计师》是今年长篇小说重要的收获。
    《国王与抒情诗》所描绘的未来，在今天已见雏形，或者说，正是今天现实的极端化可能。语言文字在不断的重复使用，抒情的可能性逐渐被耗竭——这正是帝国的追求：让语言从人类生活中消失，个人与他人同一，从而取消个体性的死亡，实现人类的永生——国王名之为“帝国的抒情”。但是，小说家更倾向于让他的主人公站在宇文往户一边，或者说，站在文学这一边。他相信，“抒情并不是情绪的泛滥，不是抒发个人感伤，抒情是对人类处境的深刻感知，并将这种感知传递出来，触动、感染其他人，宽广的抒情更可以在个人身上生发出一种幽暗的处境，无中生有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国王与抒情诗》是诗人面对滔滔不绝的时间之流之时对于文学的一份辩护词。
    同《国王与抒情诗》一样，《众生设计师》也相信情感是未来的核心。小说由三个层层嵌套、又互相链接的故事构成。《众生设计师》结构之精巧建立在作家对于时间的强悍理解之上——“它是关于时间的书。时间不再只是一个箭头，也不是一个循环往复之物，它是一个由过去、现在与未来构成的漩涡。三者互相影响渗透，很难说谁决定了谁。”以未来为名书写现实的还有韩松的《医院》、黄惊涛的《引体向上》等。
    这一年，值得关注的小说还有严歌苓的《上海舞男》、戴思杰的《永声树》、朱山坡的《风暴预警期》、赵德发的《人类世》、傅泽刚的《东方血线》……他们奋力穿过时间的铁幕，要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自己的印记。
    时间是什么？时间是离弦的箭，是无限的空，是不断的开始与不断的结束。2016年长篇小说关于时间主题的集中呈现，意味着小说这种常常被认为是属于19世纪的艺术体裁有能力自我更新并参与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议题，值得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