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一家具有综合片种生产能力的电影厂，65年来除了出品过广受观众们喜爱的逾2700部军事题材故事片、电视剧、军事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国防科研片和美术片，还译制了大量国外进口故事片和军教片。从1970年的第一部对白译制片《翠堤春晓》到1998年第一部数字立体声制作的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再到2014年第一部全景声对白译制片《银河护卫队》、2016年深受观众喜爱的《摔跤吧，爸爸》、2017年9月1日上映的战争大片《敦刻尔克》，47年间，八一厂共译制了200余部故事片、40余部军教片。其中《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U-571》和《珍珠港》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和金鸡奖优秀译制片奖。将优秀的军事题材进口影片译制成中文对白和字幕介绍给中国观众，八一厂有着显明的优势和特色。
    我自2008年开始从事电影翻译工作，至今翻译了60余部院线进口片、200集动画片，令我印象最深、感觉难度最大的还是两部战争大片——《敦刻尔克》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这两部承载反思精神且格调深沉的电影，分别出自世界级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和李安之手，有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背景，需要译者对故事发生的年代和生活有周详的认知和理解。
    傅雷先生曾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所言神似之法，首先在于体会原著。创作者从酝酿、启笔到完成，人物、性格、情节、主题已浑然成形，而译者，要通过对文字或台词的拿捏和控制，把作品的思想、感情、气氛和情调传递给读者或观众。在《敦刻尔克》中，诺兰同时担任制片人、导演和编剧，因此，理解诺兰就成为把握电影整体风格的前提和基础。我参考了7月初刊发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诺兰撰写的文章，以及约书亚·莱文《敦刻尔克：电影背后的故事》的英文原著。这两个材料里提到了关于剧情方面的几个关键点：一是诺兰从小就听着相关的故事长大，在写成电影剧本时他除了自己的妻子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二是多年前诺兰曾和友人乘坐一艘小船前往敦刻尔克，穿越英吉利海峡的经历让他觉得十分恐惧，离开敦刻尔克时，他心中怀有无比的敬意：“我崇敬的，不是那些童话般的故事版本，而是真实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三是诺兰的妻子推荐他读亲历者口述《敦刻尔克被遗忘的声音》，该书作者、历史学家约书亚·莱文成了本片的历史顾问；四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既有秩序，也存在混乱；既有崇高，也不乏懦弱，这个故事说的是如何活下来，我想通过具体的人物带领你们体验整个事件。”这四点奠定了影片客观冷静的整体基调，同时又带有诺兰个人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还参考了诺兰特意指出的《敦刻尔克被遗忘的声音》，从亲历者的口述中可以辨别出角色类型的语气和他们面对生死时的态度，再结合影片剧情，便可以如此区分：士兵的台词相对简单，飞行员的台词全部是战斗术语，没有闲聊和插科打诨，救援父子的台词比较口语化，而军官的台词则需要把握尺度，通过遣词造句来提升影片的精神气质。
    诺兰被粉丝赞为“诺神”，无论是早期的《跟随》《记忆碎片》《致命魔术》，还是近些年的《蝙蝠侠》《盗梦空间》《星际穿越》，都堪称名留影史的经典之作。而《敦刻尔克》对于身为英国人的诺兰来说更是意义非凡，诺兰曾说道：“敦刻尔克故事中最打动我的是当战士们获救回到英国的时候，他们感到羞耻，觉得让祖国人民失望了，但他们却惊讶而激动地发现人民把他们当作英雄一样欢迎爱戴，他们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时我让他们读起了报纸上丘吉尔的演讲，我们没有像传统电影那样切出丘吉尔在下议院演讲的画面，而是让他们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切。”诺兰提到的这一幕，是影片的结尾部分，于是这段从主人公汤米口中念出的、历史上著名的丘吉尔就“敦刻尔克大撤退”发表的讲话，便成为影片的精神力量所在，这段话的翻译水平直接决定着影片是否能传递给观众足够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虽然最后这段丘吉尔讲话有多种译文，但从艺术角度来看欠缺很多，多数不甚通顺、不甚准确，更无法与台词对位，我对其进行了重译。如：“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军队完成了这次大逃亡，但要认清法国和比利时发生的情况，是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另一次袭击的来临。”影片台词量不多，既简洁又有深度，没有水词和过场话，凡是主要角色说出来的，一定是有分量、有意义的，再加上影片画面所呈现的冷峻格调，因此台词腔调应是高冷雅致而富有诗意。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是根据本·方登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因此原版小说就成为译者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这部电影也是取材于真实的伊拉克战争，译者也要对这一现实背景和国际形势有所了解。《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敦刻尔克》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台词量很大，要超出后者两倍，可以说是对白撑起了整部电影的剧情。而且李安导演的电影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以平静、低调、克制的叙事风格来强调一种禁锢和挣脱，他的作品一直在探讨人性深处的理智与情感，主人公的一言一行围绕着信仰与理性、现实与人性纠结缠绕。这就意味着即便台词量大，但仍然极度考究，在群戏中，每个人物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语言特色。傅雷先生曾对自己的译文提出这样的要求：“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我认为就电影而言，“行文流畅”主要是指角色在说大段台词时观众可以听（看）出逻辑性，从而听（看）懂台词要表达的意思；角色与角色进行有深度的对话时，观众可以明白两人对话的目的和内容。“用字丰富”主要是指在台词密集的情况下，要善于遣词造句，有意识地选用同义词，使对白不重复并根据情绪变化选用合适的同义词。“色彩变化”主要是指把主要人物进行角色化区分，语言风格根据人物性格来制定，而不是千人一面。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里主要分四类角色，一是正直威严的上士戴姆，二是诗意浪漫的上士蘑菇，三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四是风格各异的战士们包括主角林恩。林恩后期语言风格倾向于戴姆和蘑菇的综合体，是因为他在矛盾纠葛中理清了自己的心绪，从而使内心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些人物的语言风格要在整部电影中保持一贯性，若是谁的风格突然发生改变，那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和注意到变化的深层原因。李安在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研读了印度教哲学。他曾说电影的拍摄过程，是他探寻人生“信仰”的旅程，也是一次精神飞跃和内心坚定的过程。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仍旧可以窥见他有意延续了上一部电影的信仰内容。结尾处，林恩在意识中和蘑菇进行了一次对话，但其实这场对话是林恩对军人自我价值的肯定，也是影片最终的精神所在。“你我是一国的小哥俩，林恩。离开故土才能茁壮成长，也可能客死他乡。你扛起重任的时候到了，但别忘了，那一枪已经开了。”对话完毕，林恩恍然开悟，流下了眼泪。因此，这段对白的中译文除了需要将潜在含义表达充分，还必须充满感情，富有感染力，同时具有像蘑菇那种充满哲思和文艺气息的语言风格。
    电影翻译的独特之处在于要受到口型和语言长度的限制，即便是字幕版也绝对不可以超出原对白长度太多。并且随着观众英语水平的提高，若是为了中文对话方便而颠倒对白位置，造成英语台词和中文台词无法对位，会使得观众观影不适。同时，译制片具有瞬时性、无注性、聆听性的特点，翻译出的台词必须使观众能在影院的有限台词时间内听懂、看懂。因此，这就需要译者投入更多智慧，对台词字斟句酌。而军事题材电影更是有着独特而永恒的魅力，往往会引发观众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向往。将此类影片译介到国内时，译者必须兼具对待军事术语、史料、事实的严谨态度和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翻译电影是一项艰苦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犹如为影片点染上明亮有神的眼睛，影片的灵魂、气质、思想皆由此而生，译者的尊严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李健吾在《翻译笔谈》中说：“最好的翻译总是通过了译者个人的存在而凝成果实的，在凝的时候，首先要结合着爱。”在遇到困难、面临争议的时候，我常以傅雷先生送给年轻译者的一句话来鼓励自己：“真正爱好，定能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