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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剧作家的“野心”与“匠心”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徐健 参加讨论


    《锦衣》没有遮蔽民间的丰富和自足,也没有将革命妖魔化、庸俗化,而是将民间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叙事、历史变革的当口,完成了民间世界的再叙事、再重构。
    莫言用“锦衣”这一极富传统意义的民间符号和“人鸡幻化”的民间传说,为“晚清”的世态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不仅唤醒了戏剧舞台上沉睡的民间,而且让生命回归大地,赋予民间以野性和真实,让这部历史传奇文本真正变成了观照当下的“警世文本”。
    
    插图:杨学光
    
    插图:杨学光
    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为我们呈现了清朝末期的这样一方图景:粗砺、质朴、封闭而又暗流涌动的古老土地上,人们容忍着愚昧、戕害,也在滋生着坚韧、抗争;承受着苦难、贫穷,也创造着希望、传奇;魑魅魍魉与蝇营狗苟当道,民间智慧与欲望情感张扬,恰似一幅拷问世道人心的世俗画卷。这幅画卷在莫言以往的小说创作中,熟悉而又真实,但对于其戏剧创作而言,却是陌生亦复新奇的。尽管中国的传统戏曲以民间为底色,然而真正从民间智趣、民间文化、民众接受的层面,回归文体本真、打捞民间记忆、雕琢人物性格的戏曲作品,却凤毛麟角。莫言怀揣“剧作家的野心”,将他的叙事乡愁、生活经验、民间故事带进戏曲,以朴拙奇崛、惟妙惟肖的“匠心之笔”,开辟出一块戏曲与传统、民间融会贯通的试验田,营造了一段亦真亦幻、亦正亦邪、真假难辨的历史传奇之旅。
    如果说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中,莫言还是在借历史人物的“言行”传当代人的意旨、追求历史与当下的共性的话,《锦衣》则转向了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关注,探求的是讲故事的门道,以及历史与传奇、世情与志怪、民间与革命之间的隐秘关联。小说中那个膨胀着魔幻、诡异、想象的“高密东北乡”,在《锦衣》中变成了立体可观的戏剧世界,剧作者仿佛是剧场中的“说书人”,潜伏在世俗舞台的边缘,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所熟悉的乡土人情,尖刻老辣地透视着人性的丰富和世事的更迭。《锦衣》中交织着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一条是以季星官、秦兴邦为代表的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宏大叙事,一条是以春莲的命运以及“公鸡变人”的志异故事为主的民间微观叙事。围绕两条主要线索,季王氏、王婆、王豹、庄雄才等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显然,依托着民间故事养分的第二条线索被剧作者赋予了更多的笔墨。从被父亲贱卖到抱着公鸡拜天地,从独守空房到与锦衣公子“两情缱绻”,春莲的命运不仅牵连出民间的众生相,而且展现了一种稳固僵化的宗法秩序、道德伦理、人情世态,这里有婆媳的纠葛、财产的觊觎、情感的压抑,更有官匪的沆瀣、公理的颠倒、人性的变异。在剧作家眼中,民间是生命被遮蔽、被漠视的居所,也是滋养着传奇、生长着志异、催生着变化的地方。人与公鸡之间荒诞的婚姻旧俗,因“公鸡变人”成为民间的传奇,它改变了春莲对于情感和自我的认识,重新激活了她生命中的真善美。
    这种传奇性因为“公鸡变人”也成为了推动第一条线索发展的重要关节。实际上,剧中的第一条线索是以强力的方式介入到第二条线索中的,它力图改造甚至改变这条线索中逐步走向没落、蒙昧、反动的东西,但是以王豹、王婆、庄雄才等为代表的民间世界的卫道士、维护者们却拒绝了他们先进的理念、进步的文化,于是乎革命的策略转向了依靠民间自身。季星官巧施谋策,“披一件彩光闪烁的锦衣”亮相,借公鸡的形象和身份,完成了由人到鸡的安全掩护,又在爱情与革命的双重激发下,实现了由鸡变人的自由转换。这种戏剧性十足的障眼法、换身术,在民间的叙事传统中比比皆是,但该剧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与非人之间的跨界爱情只是剧作情节叙事的一个“表”,真正的“里”却是对民间故事多种叙述可能性的探求,尤其是如何处理民间与历史、革命的关系。该剧没有遮蔽民间的丰富和自足,也没有将革命妖魔化、庸俗化,而是将民间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叙事、历史变革的当口,用一种容易被民众接受且带有神怪志异色彩的故事期待,以及“有情人终成眷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伦理观,完成了民间世界的再叙事、再重构。
    “一朵芙蓉头上戴,锦衣不用剪刀裁。果然是个英雄汉,一唱千门万户开。”在民间传统里,“锦衣”往往成为公鸡的象征和隐喻,它的外表华彩艳丽,它的性格桀骜不驯,顽强、好斗,烈性十足。剧中,“锦衣”是季星官的伪装,是情节走向的一个伏笔;同时,“锦衣”也是春莲“丈夫”的形象,嫉恶如仇、锄强扶弱,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更是民众心中朴素而美好的愿望,“锦衣”报晓,驱走邪恶,迎来光明,寄托着生命的光泽、吉祥的期盼。莫言用“锦衣”这一极富传统意义的民间符号和“人鸡幻化”的民间传说,为“晚清”的世态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不仅唤醒了戏剧舞台上沉睡的民间,而且让生命回归大地,赋予民间以野性和真实,让这部历史传奇文本真正变成了观照当下的“警世文本”。
    莫言的文学创作深受民间文艺、民俗文化的滋养,小说《檀香刑》的构思、素材、结构、人物形象等就是借鉴地方戏茂腔进行的一次文体探索。《锦衣》也贯穿着茂腔的特色,其幽怨悲怆、通俗易懂、自然质朴的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茂腔经典剧目《罗衫记》。应当说,从戏曲文体的特色而言,《锦衣》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守格”之作。全剧没有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而是完全采用了民众熟悉的语言讲述民众熟悉的故事,用规范、甚至传统的戏曲结构来演绎人间世情,特别是戏曲剧本“豹头、熊腰、凤尾”的结构框架在剧中特色鲜明。像第一场“桥头卖莲”引出主要人物,埋下重要伏笔:春莲最终卖给了谁?季星官的革命行动会不会成功?他们二人在后面会不会走到一起?一系列的疑问,都被莫言埋藏在了“豹头”之中,而且季星官从出场就扮演“娘子”,到后来伪装“锦衣仙”,这种扮演的身份也前后呼应、贯穿始终。
    第二场到第十三场,莫言以线性时间为主轴,编织情节网络,虽然人物分散、空间频转,但是每一场的设计都非常讲究,节奏张弛有度,内容相互衬托,既在环环相扣中突出了主线,又时刻不忘塑造人物,让整个“熊腰”环环相扣、厚重坚实。此外,剧中的人物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多为“高密东北乡”的老面孔,但是这次莫言没有给他们充分展示人性的机会,而是进行了合乎戏曲规律的“脸谱化”设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当,赋予不同的表情、动作、语言,“青衣”如春莲,“小生”如季星官,“老生”如季王氏,“丑角”如王豹、王婆等。他们看似性格单一,实为一个个或狡黠、或贪婪、或隐忍、或忠义的典型人物,正是这些不同的面孔,衬托着民间世界的丰盈与多彩。
    在以往的戏剧创作中,莫言更善于做“加法”,将小说化的叙事雄心与现代的语言、思维、价值观托付于戏剧中的人物,抒写今人的所思、所为。而《锦衣》玩起了“减法”,回到了历史、民间,在深耕“高密东北乡”这片沃土的同时,借力传统艺术资源,呼应民众审美文化心理,用地域化的人物景观、汪洋恣肆的语言腔调、自由流畅的文学匠心,凿出了一口滋养人心、紧贴生活的深井。这口深井打出了遥远的乡土、瑰丽的想象,也为戏剧创作开辟了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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