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不正之名，是潜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场、认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让这种意识形态干扰了对事实的客观认识，也只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
    近些年，“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在国际中国学界兴起，最开始的提倡者史书美用这个词组来翻译sinophone literature，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她说自己“用‘sinophone’literature一词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于‘中国文学’——出自中国的文学。”在她看来，sinophone literature类似所谓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语语系文学（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是一种与殖民历史相关的文学。然而这种论述存在很大问题，一方面她把中国看成是类似英法西等现代世界性殖民国家，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提出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要用一个概念把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创作集合起来，强调这种或者说这些文学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的文学的差异，切割海外华人与中华传统之间的关系，建构起与中国中心的对立面。史女士名之曰华语，而实质是“去中国”，然而中国既去，何来中华？没有中华，何来华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史书美的偏激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她遭到了比较多的批评，虽然她的观点一时之间激起千层浪，但是赞成者并不多。
    王德威接纳了史书美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然而有相当大的改造，变得更加温和与包容，修正了她的“去中国化”，把中国大陆的文学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之中。虽然同样是“华语语系文学”这个概念，但是内涵和外延已有不同。王德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书美咄咄逼人的对抗性，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汉语写作纳入到同一个视野中，看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发生关系，试图建立起巴赫金所谓众声喧哗的对话性场域。应当说，王德威所使用的“华语语系文学”比史书美在学理上更有效，更具有弹性，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对话，这也是他在中国学界引发较大的反响和呼应的原因。
    然而，这个概念的先天不足还是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和思想观念，参与到“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中，混乱显得越来越严重。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因为这个概念的名不正，所以必然引发混乱，导致言不顺。
    首先，“语系”是什么意思？无论史书美还是王德威，都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语系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专业术语，是比较语言学建构起来的语言分类法。世界上从来不存在华语语系，只有汉藏语系，也不存在所谓英语语系、法语语系，只有印欧语系。这是简单的常识，史书美和王德威都不可能不知道，之所以如此，只能是出于某种“不得不然”的原因——也就是为了消解中国中心，他们都放弃了在学术上更明确的“汉语文学”概念。
    史书美认为，因为有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法语语系文学（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所以就有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她一股脑把好几个问题都混到一起，甚至令批评者分析其毛病时，都感到棘手。一则，anglophone literature或者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等等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它们能被翻译成所谓“××语系文学”吗？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翻译。据我所知，国内的法语界并没有人把littérature francophone翻译成“法语语系文学”，通常的翻译是“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意思是法国之外以法语为母语的作家创作的文学。史书美和王德威从来没有恰当地论证过用“英语语系”或“法语语系”来翻译的合理性，而以这个术语为基础的平移概念“华语语系文学”自然也没有扎实的基础，这个“名”的下面，只是一层薄薄的流沙。
    因此，王德威在这个问题上的含混完全可能看成是一种症候性的表现。例如，他在《华夷风起——马来西亚与华语语系文学》一文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创作：“生在台北，长在马来西亚，就学、定居在英国的欧大旭，以及生在马来西亚，在英国求学，在南非定居的陈团英都曾获布克奖( The Booker Prize) 青睐；后者甚至是有‘亚洲布克奖’之称的曼氏大奖( 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的得主。他们的作品在严格定义下是英语语系文学的最佳示范。但如果我们将后夷民的论述带入华语语系讨论， 这些作家一样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此无他， 他们的英语写作延续了马来半岛的多重语言的传统，‘马来英语’也是相当数量的华人所灵活转换的日常语言。华夷交错的语言现象固然以英语呈现， 但在表达的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将语境华语化了。更重要的，这些作家是代表马来西亚写作，相对中国，他们原本就是夷，就是他者、外人。”
    在这段话中，王德威急切地想把任何与“华”相关的东西统统纳入“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框子，只要与华人或者汉语有关系。然而，不仅马来西亚的华裔有英语的创作，法语区的华裔也有法语的创作，西班牙语文化圈的华裔还有西语的创作，如果他的这个逻辑成立，“华语语系文学”不仅包括中文的写作，还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写作，这个“华语语系”可真成了无所不包的神奇语系，或者用世界语系来命名更加准确一些。于是这个“英语语系文学”的最佳示范又变成了“汉语语系文学”的示范，而且他当然也很清楚，并不解释一个写作是如何横跨两个语系的。
    王德威试图用华语语系文学的大框架，把尽可能多的异质性因素都装进来，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其中可能造成的混乱，而是他与史书美都有类似的目标：消解“中国性”，这可能是基于政治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经验。他批评史书美不应与“中国”对抗，取而代之的方式是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没有边界，也没有中国和边缘，这样无需激烈的对抗，中国性在“华语语系文学”的宏大框架下，自然就消解于无形。然而，他也不是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在《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一文中列举的关键词中，新加坡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法绕过的关键问题。无论是林文庆还是邱菽园都扎根他乡，心怀故园。他所说的移民、遗民、夷民，本身都是相对性的概念，倘若没有那个“中国”的存在，也就无所谓移民、遗民和夷民。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加一个后字，以所谓“后移民、后遗民和后夷民”的概念就能解决的。“中国文化在世界”和“世界中的中国文化”必然以复杂的方式不断纠缠下去，在变易和不易中延续其生生不息的命运。
    “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产生体现了海外汉语文学界的焦虑心态，他们不希望继续作为中国文学之附属，面对中国文学这个庞然大物，他们要求主体性，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与中国文学能够平等交流。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诉求有其合理性，海外汉语文学不应被简单视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小小的支流，它们不仅是中国文化之果，也是东南亚、北美、欧洲的文化之果，它们是多重文化杂交重生的产物，充满勃勃生机，有其独特的精血和灵魂。然而，这种基于价值的诉求不应影响科学和客观的学术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借他山之石，可以看看法语中对此是如何分类的。所有以法语写作的文学，分为三类：littérature francaise（法国文学）, littérature francophone（法语国家与地区文学）, littérature d’expression francaise（以法语写作的文学，也就是母语非法语的作家以法语写作的文学）。总体的分类可以看成两种，前两者都是法语为母语的作家的文学，后者是法语非母语的，而法语为母语的情况分为法国和法国以外的。参考这种分类方式，所有以汉语写作的文学也可以分为：中国文学、汉语文学（中国之外以汉语为母语的文学创作）、以汉语写作的文学（非汉语母语的作家的文学创作）。这种分类方式清楚明了，尽可能减少了交叉和含混，也更多的基于客观事实，尽可能少意识形态的考量。文学是一个充满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话和冲突的场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应该尽可能达成对客观事实的共识，只有清除了意识形态对客观事实认识的干扰，在这个场域中的对话者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各自的立场、观念和价值感。
    “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之所以有这样一个不正之名，是潜藏在这个概念背后的“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如何面对中国，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包容不同的立场、认知和情感，但是不能让这种意识形态干扰了对事实的客观认识，也只有以客观事实为基础，才能有真正的包容力。在正名之后，汉语文学的研究者才能更好地交流和交锋，才能在一起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