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游击队》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万水千山》
    
    《我在天堂等你》
    
    《兵者，国之大事》
    因为在意志、勇气、智慧、力量上，代表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英雄永远是常人敬重、景仰的对象，也往往是军旅戏剧舞台上令人动容的形象。纵观90年的军旅戏剧史，从英雄意识的萌芽到聚焦革命英雄，从英雄形象的神化到人化，从正剧形式到深层次悲剧感的增加，军旅舞台剧的英雄叙事在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中已经蔚为大观。
    “红色戏剧”中英雄意识的萌芽
    政治宣传历来是人民军队极为重要的工作。建军初期，为了让政治宣传形式更多样、内容更生动，“化装宣传”成为一种流行的样式。在此基础上，极具政治鼓动性的早期“红色戏剧”诞生了。以《打土豪》为例，最初它只是三个化装为土豪、农民、红军等人物的简单关系的演绎。一个扮演土豪的红军战士穿绸缎、持铜钱，用戏曲自报家门的方法告诉街头观众，他是一个土豪，可以大吃大喝、挥霍享乐；然后一个扮演农民的战士衣衫褴褛地登场；接下来扮演红军的人物抓住“土豪”，押他游街，并向群众宣告：“这是恶霸，这是土豪！我们今天把他们抓起来了！”这种形式其实是化装演讲。因为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戏剧性，因而收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有了红军宣传队后，这个故事被丰富，加入了土豪放高利贷、农民卖儿卖妻、农民组织农会、农会抓土豪、控诉土豪等情节，并且有了场次划分。于是，较为完整的戏剧演出出现了。
    随着革命发展和工作需要，红军宣传队战士展开社会调查，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开始了简单剧本的编写。当年，流行于井冈山、遂川一带的《活捉肖家璧》《打倒尹道一》，流行于都里仁一带的《收谷》等作品，即都有了基本定型的剧本，甚至加入了革命歌曲、民间小调、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元素。这些作品的演出也从街头、村头、打谷场等地走上了舞台。
    早期“红色戏剧”在反映革命斗争过程中，已经流露出较为明确的英雄意识。《毛委员的空山计》《二七惨案》《彭素娥》《年关斗争》等剧作，虽取材不同，但都塑造了令人难忘的英雄形象。黄洋界保卫战中足智多谋的毛泽东、京汉铁路大罢工时宁死不屈的林祥谦和施洋、海丰县勇敢反抗包办婚姻的彭素娥、深受地主压迫奋起反抗的张三，都以英雄气质、英雄精神鼓舞了士气、振奋了群众。
    当然，最值得一说的还要数中央苏区的戏剧活动。1931年夏天，在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中央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前后几年中，李伯钊根据《黑奴吁天录》改编的《农奴》、红四军宣传队编排的活报剧《活捉敌师长》、李伯钊编剧的歌剧《扩大红军》、战士剧社的大型话剧《南昌暴动》《杀上庐山》、沙可夫编剧的《我——红军》、李伯钊编剧的《战斗的夏天》、工农剧社的《沈阳号炮》等作品，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英雄叙事的发展。虽然存在宣传、教育色彩浓厚，个别作品概念化痕迹较重等局限，但这些“红色戏剧”在推动革命工作、巩固群众基础、培育英雄精神等方面均收到了良好效果。
    应当说，尽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红色戏剧”中产生了一些英雄形象，但此期军旅戏剧并不以塑造英雄为主要任务，而是在反映阶级压迫、国共两党政策对比等题材上着力均衡。即便经过长征、抗战等艰难过程与巨大牺牲，舞台上可谓英雄辈出，出现了列宁剧团的《今日之农民》《一二八抗战》《穷人的出路》、王震之的《红灯》、王林的《活路》、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谢铁骊的《三勇士》等剧作，其他题材的作品仍然与英雄叙事均分天下。
    因此，可以说从建军伊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军旅戏剧的“英雄意识”还处于萌芽期。
    英雄时代的英雄们
    新中国成立后，军旅戏剧才真正拉开了英雄时代的帷幕。
    当代话剧舞台上的英雄儿女，大批为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这里的“革命”，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革命。他们以战场上的英雄为多，有的以真实人物为原型，更多的则属艺术创造。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如于村、海啸、芦萧、陈紫合作的《刘胡兰》，沈西蒙的《杨根思》，抗战话剧团集体创作的《雷锋》等；经过艺术加工点有傅铎《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的阎志刚，胡可《战线南移》中的何玉成，陈其通《万水千山》中的李有国，福建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的《海滨激战》中的鲁维智，杜烽《英雄万岁》里的曾国光、聋战士、田大牛等。这类英雄的共同特点是：勇敢顽强，舍己为人，不怕牺牲。他们书写了一个热血偾张时代的革命理想，也造就了一代人的英雄观念、英雄梦想。这类革命英雄的形象在新世纪依然保持着持续影响。近年来，《永不消逝的电波》《党的女儿》等大气磅礴的歌剧、《铁道游击队》等机智活泼的舞剧，让革命英雄重新走进观众的视野，延续了勇于牺牲的英雄精神、英雄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直接描写战争场面和塑造战争英雄的舞台剧数量有所减少。不过，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与革命战争环境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类英雄——革命领袖或革命同路人形象获得了剧作家集中、普遍的关注。这类作品多在激烈斗争和艰险环境中突显英雄韬略、决断和胆识。譬如仅陈毅形象，即在所云平、史超的《东进！东进！》，丁一三的《陈毅出山》等作品中反复出现。虽然着眼于人物不同人生阶段的故事，但无论1940年新四军东进时运筹帷幄的陈毅，还是西安事变后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的陈毅，抑或在上海团结各阶层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陈毅，被突出的都是英雄领袖气质。同样在话剧舞台上获得突出的革命领袖还有：王德英、靳洪的《彭大将军》刻画的抗美援朝战场上韬略在胸、爱兵如子的彭德怀形象；邵宏大的《啊，将军！》展现的是有着解放军“炮兵之父”称誉的朱瑞，从1945年接任东北炮兵司令员到1948年辽沈战役中牺牲的重要人生片段；所云平的《朱德军长》描写了1927年4月至1928年1月之间，朱德从三河坝分兵后陷入被围剿困境到宜章年关暴动成功的过程；在所云平、王朝柱、刘星的《决战淮海》中，突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赓、粟裕等人物或足智多谋或骁勇善战的英雄领袖人物群像；绍武、会林的《故都春晓》和刘佳、王颖、胡朋、陈群合作的《平津决战》，则都锁定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重要历史时刻，将以大义民心为先，使北平免于战祸的傅作义作为主角。
    这些作品是思想解放潮流中为革命先辈正名、立传的备忘录，也是剧作家对英雄领袖人物深厚情感的寄托。事实上，对革命领袖光辉形象的深情书写是当代话剧绵延不断的传统，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邵钧林、嵇道青的《虎踞钟山》以及孟冰的系列政论剧《突围》《圣地之光》《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等作品，也可以被视为此类英雄书写的余脉。
    人化英雄与悲剧感
    在近90年的英雄叙事中，舞台上多见刚健、硬朗的英雄风骨。战场上争做先锋、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敌人铡刀前面不改色、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剿匪任务中深入虎穴、智勇双全的杨子荣，平凡岗位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他们的品质和壮举感动了一个又一个时代。可是，在他们非凡举动的背后，如果只表现一种情感，就遮蔽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
    且不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边有一簇圣火》《冰山情》《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等富于人情味儿的作品，仅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我在天堂等你》和《马蹄声碎》两部作品，就足以说明展现个体情感的丰富性对于成功塑造英雄形象是多么有效。黄定山根据裘山山同名小说改编的《我在天堂等你》通过女主人公白雪梅的心灵挣扎与情感牺牲，一方面彰显出她对理想、事业的忠诚，另一方面展示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多向性和超越性。姚远根据江奇涛同名小说改编的《马蹄声碎》未刻意“提纯”英雄的动机，而是在偶然性中发掘主人公参加革命及成为英雄的心理逻辑，既再现了革命者丰富的情感和现实需求，同时又给主人公思想境界提供了发展、提升的空间，充分证明了人化英雄的魅力。
    正剧是英雄叙事的通用模式。上世纪80年代前，虽然很多英雄正剧中不乏令人悲伤的情节，但几乎不见纯粹的悲剧。因为英雄主人公受挫、流血、牺牲等，虽然会引起观众情感的震荡，但多数作品会以成功、胜利的喜悦告慰英雄的付出。因此，观众的悲伤体验很快会被冲淡。不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种现象有所改观。姚远的《天堂里来的士兵》和孟冰的《她们没有墓志铭》可视为破冰之作。《天堂里来的士兵》视角独特，不但表现了临战前的部队“不和谐”状态，而且塑造的两位英雄也并非天生的英雄。孟冰的《她们没有墓志铭》将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的故事搬上了话剧舞台，着力表现了这些女战士做苦工、受凌辱，或疯掉或牺牲的悲剧性遭遇。上述两个作品都没有圆满结局，但它们带给观众的审美体验却绝不仅仅是压抑、悲伤、惊惧。相反，它们让人产生惊奇、赞叹，以及某种“未完成”的遗憾。这种遗憾超越了欣赏者追求快乐的本能，成为一种激励，让人产生壮怀，久久难忘。
    其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朱祖贻和李恍的《甲午海战》、80年代姚远的《商鞅》、新世纪张小兵的《共同家园》、王宏的《从湘江到遵义》等作品的成功，也源于悲剧性审美体验的持久影响。这种体验绝不仅仅是片刻的悲伤，而是一种因情感缺失、完美未足带来的深切缺憾。如果军旅舞台剧的英雄叙事多一些这类深层次悲剧体验，洒英雄血、揾英雄泪引起的审美体验可能更为深切与持久。
    回首建军90年来的军旅舞台剧创作，我们看到，英雄叙事强健了舞台艺术的精神骨骼，正因为它的存在，舞台上才有正气、浩气常在，观众席中才有豪气、胆气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