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没用，苏北女人在上海，生于1921年，卒于1995年。普通不过的老太太，似乎谁家都有一个，耳聋、多话、皱皱巴巴。她是我《南方周末》“浮生”系列里的人物。两千字意犹不尽，便写成了长篇。
    上一部我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九年前的《她们》，写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这样的写作，缘于某种传统的影响，以为一部厚重的作品，最好是史诗性的，或者地方志式的。它们通常有着与“厚重”相符的篇幅，描述一段中国历史，一方风土人情。
    但我渐渐看到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遮盖了人。我们记得“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书写了某某历史或者地方”，而被书写的某某历史和地方里的人，却是面目模糊的。他们被动地接受苦难，在历史的漩涡里盲目打转。他们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究其原因，或许并不存在复数形式的“她们”，“他们”和“我们”。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
    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没用》的写作，就成了从“她们”到“她”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没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她“没用”，子女也认定她“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
    宋没用属于刻板印象中的中国传统妇女。这个群体让人联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等词汇，这些词汇却也使得她们形象浑浊。她们是生活的配角，往往也是文学的配角。现当代中文作品中闪闪发光的女性，多是鲜活多汁、泼辣生风、敢于冒犯禁忌的。而我想写的“中国传统妇女”，并非所谓典型形象，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多年来，一位老太太在我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浙江象山人，执拗、敏感、心地柔软。除此，我对她的个人际遇，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太年轻，没能怀着体恤之心去爱她。我虚构了宋没用，部分出于对她的缅怀。
    近年重读《日瓦戈医生》。它往往被认作是历史小说，但在我看来，它写的不是国家历史，而是一个人的历史。具体而言，是写一个人的死亡问题。帕斯捷尔纳克说：“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简言之，历史是关于死亡的解释，也是对死亡作出的回答。帕斯捷尔纳克五十六岁那年，父亲在英国去世了。他给亲人写信道：“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为了这个原因，他不顾可能的政治风险，开始写作《日瓦戈医生》。
    又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卡拉马佐夫兄弟》，和《日瓦戈医生》一样，都是以小人物来命名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作品。相比之下，中国式的宏大作品，很少以个人来命名。如果有，也多是大人物，如张居正和李自成。这样的作品也书写人，书写苦难，但个体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人类灵魂最深处的秘密，往往是暧昧不清的。
    死亡是苦难中的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最绝对，也最具普遍意义的苦难。某种程度而言，关于饥饿、穷困、战争、离乱的描述，只是书写死亡的无数种变体。
    叔本华有一句被鸡汤化了的话：“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我们在这可见的物质世界中，被内心欲望推动着跌来撞去时，所欲所求的任何一件事物，都不能给我们带来终极意义。得不到，痛苦。得到，无聊。“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无法从“活着”本身推导出来。
    必须思考死亡。如果人类永远不死，活着这件事情就丧失了意义。时间的流逝丧失意义，成长的喜悦、衰老的忧伤、劳作的辛苦、暂时的得到与失去，对生活可能性的期盼与失望，全都丧失意义。不死的肉体，只配拥有懈怠和疲惫。难怪托尔金认为，死亡是造物主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人类天生的本质无法承受不朽，“延长存活时间就像将一段金属丝不断拉长，或把黄油越抹越薄，这会变成无法忍受的折磨。”
    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有人生得糊涂，死得混沌。有人不相信死后审判，便决定在有生之年，向这个世界无限索求。而信奉“人死如灯灭”的，难免陷入“活着没意思”的虚无，因为他们的生命，看似是被随意抛到世上，白白承担劳苦愁烦，然后无意义地消逝掉的。
    在思考死亡之后，关于生命的形而上辨析才能展开。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
    这是我对死亡的看法，也是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赵氏、东家倪路得、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呢，在我看来，她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
    我用“在我看来”这样的措辞，是因为宋没用是我，又不是我；是每一个人，却又是“这一个”。宋没用不是观念的传声筒，她拥有自己的体验、智识，和自由选择的能力。所以写作是艰难的。我满怀问题意识，却又必须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像尊重一个真正的生命那样，尊重笔下的人物。像重视一切工作本身的逻辑那样，重视文学的逻辑。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不过是一根提引着我的隐形之线，让我不致于迷失在中途。
    也正因如此，我费时费力最多的，还是文本层面的工作。最近几年写作的《好人宋没用》和《浮生》系列，都在尝试语言上的改变。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寻找一种口语式的古典意味。在影视与图像盛行的年代，小说更应有“回到语言本身”的自觉。这是一种差异化策略，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坚持。
    在语言往回走的同时，我希望自己在人性图景的层面向前走。写作《好人宋没用》的另一个动机，是向福楼拜的传统致敬。他的《一颗单纯的心》，是我最喜爱的中篇之一。我每年都重读，每次都被小说中的文盲村妇费莉西泰打动。高尔基说：“为何我熟悉的简单的话，放到描写一个厨娘‘乏味’的一生的小说里去，就这样使我激动？这里隐藏着不可思议的魔术。”这是对小说家的至高赞美，也是《一颗单纯的心》反复激动我的原因。其中有技巧的力量，但不仅仅是。费莉西泰的故事，是一个用爱抵抗苦难的故事。直至很久以后，我才能真正读懂，为何福楼拜将这位普通农村老太太鸡零狗碎的一生，与圣徒（《朱利安传奇》）、圣人（《希罗底亚》）的经历并称为《三故事》。我把我的理解，织埋在宋没用的故事里。愿您能够喜欢。
    写于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