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有一些想象会时不时地出现在脑海里，想象过去的另一些可能，现在的局促和可能导致的未来；或是在而立之年时可能会有的所思所想，可能遭遇的不幸和一些必然的快乐。博尔赫斯有一句诗让我印象深刻，诗人写道：“明年夏天，我将满五十岁，不停的将我磨损啊，死亡。”我总喜欢去想象不在我此刻年龄和经验范围内的东西，例如衰老所带来的除了身体变化外的感觉变化，或是在普通日常生活中突然出现的意外。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无聊，太单调？或说是我自己强迫症般的习惯在使我的生活变得规矩而一尘不变。改变始终令人不安，而对于那些有着冒险精神的人们而言，改变自然是值得期待的，但对我而言，则恰恰相反，所以我能理解《生活大爆炸》中谢耳朵在面对改变时的恐慌。
    undefined
    我想，因为写小说这一创作活动自身的特点，而使得它在一方面可以变得十分私人。我时常觉得，有些小说是“张开的”，是外放和涉及他人的，而也有一些小说是向内收敛和十分私人的。这只是我个人阅读中的一些感想，并且有几位我十分喜欢的爱尔兰作家，像写了《圣徒与罪人》的奥布莱恩，写了《母与子》的托宾和写了《山区光棍》的特雷弗先生，他们讲述的故事微小而私人，在一个时间里转瞬即逝，但感觉却悄悄地蔓延开来。我喜欢这样的故事，自然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便潜移默化地受其影响。无论如何，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和折射着创作者自身的一些观念思想，一些情感诉求，即使如巴特等人所谓的消灭作者其实也不能完全抹去作者在自己作品中的痕迹。
    在写小说的同时，我也在尝试着写诗。写诗比写小说更私人，那是一种隐秘情感的自我倾诉，一种个体在面对日常生活，他者的遭遇或不幸和当我们被放置在这个诺大世界中不得不产生的一系列破碎的情绪。有人通过写诗揭露不公和压迫，有人写小说在表现着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民族发展，一些家族的兴盛衰落，一些人物的生老病死……不同的人在讲述着不同的故事，而这就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我想每个人都曾会有过兰波的“我想成为所有人”的渴望，对于那些我们未能成为的人，对于那些我们未能走过的树林小路，对于那些我们未能认识的友人……这一系列可能吸引着想象。我在“窥探”他人的生活，在自己笔下毫无局限地想象着种种可能。
    这或许是我从一开始写小说的最深刻的欲望之一，而曾经我们所渴望的倾诉在之后变得越来越淡，沉默成了整个身体的正确状态，所以写小说也在表现着这样的必然。这些年，当我在和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我们都在见证着自己曾经理想崩溃的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在嘲笑曾经的幼稚中结束，而更多时候我们都是“继续向前”，放下一个理想，在选择另一个更切合当下的理想。改变世界这样的豪言壮语就好似古典爱情般也在多年前就已经结束，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而不是其他人。这样的自相矛盾导致了分裂，而不会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体里存在着如此多的性格和人物？
    这些人物都是在一个崭新的、陌生的环境中被孕育的，或许是生物本能，即在陌生环境中迅速改变自己的状态，从而使自己在其中不会变成可能的受害目标。这样的生物本能让我们在当下的世界和社会生活中得以保护自己，但我始终不相信生物本能在掌握着一切。因为与此同时，我们都在有意识地扮演着适合自己所处舞台上的那个角色：是师长，是父亲，是兄弟，是朋友，是情人等等，这一切就像蜘蛛失去方向感而创作出一张如此复杂，以至于难以追本溯源的大网。而我们的故事则始终只是在某条线上的一次微弱震动，它对整张网造成的影响微乎甚微，但对处在故事中的每个角色，往往却是深刻的，即使只是一次与朋友的久别重逢。
    但上面的这一比喻并不表示我提倡绝对的个人主义，因为写小说本身就已经和它冲突。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这或许就是当我们在猜测某个我们不熟悉的人处在某个特殊境遇中所产生的情感的最重要渠道。感受他人的存在，他人情感的倾诉和受折，不要在自己的偏见和有色眼镜下画地为牢，我会时刻地这样告诉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对自己情绪的感知来推测他人的感受，所谓“同情的理解”，这在每个故事中都必然会出现。
    我有着特定的位置，就像其他人一样，所以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诉说那些情感，不幸和每个人的遭遇，这样的遭遇可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权力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己之间……诉说一开始会磕磕绊绊，念一漏十，但这是一次记忆，是一个可以催生出另一个时刻的此刻。阿基里斯，奥德赛与诸神的故事已经落幕，在韦伯所谓的“除魅”世界里，在这个需要添加“后—”的时代里，每个微小的生命在扎实地生活。而对于你我这样的个人而言，也只剩下无尽的时时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