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情义呼唤置于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中，情义呼唤的背后其实是意义的呼救，是当代文学重构和确认思想资源的内在努力。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作家都有着良好的现代主义素养，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感受、体验、构型和书写都有现代主义话语内在的优势和局限。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普遍精神焦虑，源于他们的敏感、真诚、才思和现代主义文学抱负，却也蕴含着在摇摇晃晃的世界上重构精神光源的契机。
    在《短篇小说的“情义”危机》（《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一文中，孟繁华阐述了“当代文学必须在无情无义的世界上写出文学的情义”这一判断，通过对刘庆邦、黄咏梅、张楚、弋舟、邓一光等作家作品中表现出的“情义危机”症候的分析，指出“上述小说加剧了我们对今天情感生活的紧张感和不安全感”，作者犹疑：“小说中表达的无处不在的‘情义危机’，是否在我们的叙事中被强化或夸大了？”“文学在某些方面真实地表达生活之外，是否也需要用理想和想象的方式为读者建构另外一种希望和值得过的生活呢？”文学如何重构情义？在最近一次关于《三国演义》的讲座中他说，当代很多小说“每个作品单看都是好作品，放到一起，就会发现小说是无情无义的。这时候我们读三国，重新看关二爷才知道，有情有义对文学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孟繁华对当代文学的诊断和处方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向传统精神资源呼救的立论取向，发人深思。不过，当代文学的情义危机并不可能在古典文学中求索到现成的“情义”。换言之，“三国”乃至整个古典文学中的“情义”不可能直接迁移到当代文学中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的情义呼唤是不必要的。它只是意味着，这里的情义不能狭义地理解。事实上，如果我们将情义呼唤置于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中，情义呼唤的背后其实是意义的呼救，是当代文学重构和确认思想资源的内在努力。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当代文学的意义焦虑事实上内在于现代性危机之中。毋庸置疑，纯文学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经历了程度甚深的现代主义洗礼，既内化了现代主义普遍的精神危机，也将当代的、当下的精神问题文学化，并触摸到了触目惊心的意义饥渴症。
    王富仁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中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进行了简洁准确的辨析。在他看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一种内/外之别，前者内向求索而呈现主观的情热，后者则向外拓展而信任客观的描摹、刻写和反映。不过，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事实上共享着一种对世界的确定意义感。这正是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区别于现代主义者之处，因为在现代主义者那里，世界并不提供一种确凿可辨的意义模式，世界的内在真相是模糊甚至坍塌的。不过，王富仁思想中的现代主义者，是一群站在失去意义的世界上追寻意义的人。这区别于后现代主义者，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已经不再关心意义了，他们的文化姿态是在失去中心的世界上嬉戏着存在。这里相当简洁地道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世界的意义危机。
    就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向而言，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到古典主义，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体确实存在着从神到半人半神、英雄到人间精英到卑微凡人再到异化主体的变化。希腊神话中的神固然是按照人的欲望和性情来刻写的，但那种威严感须臾不曾丧失；《伊利亚特》中的第一英雄阿喀琉斯则是女神帕提斯和人间国王的儿子，他洞悉命丧战场的命运而决然奔赴荣誉，这种远古时代的英雄主义和确定意义感，也许是多年以后感动着少年维特的原因（在瓦尔海姆小镇上的维特随身携带的便是袖珍本的荷马史诗）。文艺复兴时代文学普遍成了巨人的舞台，不管是拉伯雷笔下的三代巨人王，还是忧郁延宕的哈姆雷特，都流淌着王的血脉，所谓万物之灵长，很多时候指的就是这些人间的精英。到了19世纪，苔丝这样被压迫的和被侮辱的人物才获得了被书写的机会。而20世纪，卡夫卡则一举将文学主体从人降到异形的甲虫层面。这种世界文学的主体变迁不是偶然的，它内在于历史变迁中文学世界观的剧烈震荡和坍塌重构。
    站立在现代性不断延伸和深化的世界上，“上帝死了”的普遍信仰危机、从圆形的古典时间向直线现代时间转化中的迷茫、整体性话语崩溃，“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些现代性的幽灵依然在折磨着我们。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表现出来的情义危机和精神虚无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文学主体对当代精神境况的敏感多思和倾心凝视。现之于外，当代文学不但呈现出情义危机，更遭遇着意义饥渴的普遍压迫。比如黄金明“地下人”系列通过对未来胶囊公寓和地下世界的想象显示出一种强烈的环境焦虑；陈崇正通过对“半步村”的文学地理学书写而投寄对激变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反思；王威廉小说的一系列荒诞书写，也包含着鲜明的当代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追问；蔡东去年颇受关注的短篇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以细腻入微、纸墨皆情的抒情笔法书写凝重压抑的中年危机，其中也关联着一种深重的时代精神危机……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作家都有着良好的现代主义素养，他们对当代中国的感受、体验、构型和书写都有现代主义话语内在的优势和局限。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普遍精神焦虑，源于他们的敏感、真诚、才思和现代主义文学抱负，也蕴含着在摇摇晃晃的世界上重构精神光源的契机。
    见证、立象和立心
    在我看来，文学从外到内存在着见证、立象和立心三个层面的功能。所谓见证，就是与现实和时代同在。以文学为热烈而凋零或喧嚣而酷烈的复杂现实作证，现实主义特别强调的便是文学的见证性伦理。从如实的反映记录，到栩栩如生的性格塑造；从杂多的人物中取出某一特征融汇为一个典型性格，到以典型性格沟通某个时代性的典型环境。所谓立象是指作家以敏感的感受力体验着世界发生的某种尚未被说出的内在变化，并以独特的造型能力立象以尽意。在此意义上，立象便是体验、命名和说出，使尚隐匿的存在得以现身，为晦暗不明的精神世界显影。不过，文学显然还有着更高于此的功能，那就是立心。不管见证还是立象，其实出示的都是作家对世界的诊断能力，可是负责说出变形的卡夫卡却并不负责告诉读者如何面对变形。传统的写实手段已经很难抵达世界无以定形的内核，在光怪陆离又内嵌深渊的现代世界中，立象常常是最内在最深入的文学见证。可是立象与见证之后呢？以什么来面对现代世界内在的意义匮乏？读者不能强迫作家对此做出正确回答，文学却期待着伟大作家做出个人的可能探索。所以，立心其实就是去确认，“尝试去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诗语），尝试去说出动荡的心可以安居之所。
    必须说，见证、立象和立心都是从将文学跟人类精神事业紧密联结的纯文学传统出发的吁求。事实上，消费主义的文学观求之于文学的就不是这些，而是游戏、消遣、猎奇和艳情等等。当代文学危机一个很大的表现即是，越来越少人愿意将文学视为伟大的精神事业；同时，当代作家在见证、立象和立心的综合能力上也显得普遍乏力。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当代作家在见证和立象上往往能有所斩获，可是在立心上却显得疑难重重。事实上，情义危机正内在于立心之困；甚至于，心不能立，立象和见证都会产生某种偏差。比如余华在《兄弟》和《第七天》中出示了一种强烈的现实焦虑，但因为心无所立而导向某种变味的“新闻现实主义”和“简化民族寓言”，这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些大作家也无法幸免的普遍症候。又如王安忆，她多年的写作追求着世界物质外壳的营构，但心无所立却使《天香》这样的作品在世相书写中窒息了内在的灵魂火焰。在我看来，这恐怕都源于意义确认的危机。
    把心立在永远自新的途中
    文学如何立心，关联着当代文学如何进行意义确认的问题。在现代性和世界性传统受到质疑之际，向传统呼救的声音重新响亮起来。不过，传统与当代精神资源的沟通终究存在着现代转化的程序。在我看来，倒是百年新文学自身存在着进行意义确认的精神传统。这便是五四文学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主体精神自新的传统。
    对于20世纪中国而言，五四运动绝不仅是一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生运动，它更是在其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思想革命和新变。五四的核心指向是如何实现古老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化，如何实现文化自新和人的自新。在此意义上，五四把民族国家理想和文化的现代、人的现代这些命题联结起来。“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提出的概念，他视新文学为“重新发现‘人’的手段”，目的在于促成健全人性的养成。如是，五四“人的文学”既是人道的文学，更是新人的文学，使人得以自新的文学。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学，其新之所在，不仅在于语言文字和形式结构，更在于投寄在文学上面的功能设计和精神想象。在五四巨子看来，新文学是要紧密参与到民族国家自我建构过程中，是要参与到人的现代精神结构的设计之中，所以，文学才是值得认真郑重的事业。真正在文学实践上躬行了人的重新发现的正是鲁迅。
    老诗人彭燕郊说：“鲁迅不仅是一个人的灵魂，而且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最近100多年以来，中国主要的精神支柱是鲁迅。没有鲁迅的话，我们民族就不知道往哪里走。”这话看起来十分夸张，却是一个从五四文化传统中走过来的诗人的真切体会。所谓“鲁迅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其实是说鲁迅代表着我们民族走向现代过程中自审、自新的维度。换句话说，鲁迅代表着我们民族寻找现代灵魂的一种精神路径。然而，寻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终止的结局。所以，鲁迅是一种出发而不是一种抵达。陈平原提出过一个判断——“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他是从鲁迅和胡适所代表的革命/改良二种不同的现代方案中做出如是调和的。不过，从人的自新这个角度看，鲁迅的路远没有走完。更遗憾的是，在没有走完时就已经被忘却了。
    回头看，我们会发现鲁迅提出的一系列命题依然那么具有现实性，却已经如在旷野，四顾茫然，你只能发问这个时代的鲁迅传人安在哉？人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这是说每个时代都有自身的文学命题，也理应表现出自身独特的精神立场和文学审美。可是，文学也是有着内在的传统与传承的。所以，我们虽然与鲁迅并不处在同一时代，却依然与他处在同一文学传统之中。惜乎这种精神自新的文学传统如今很多人不愿提起。
    之所以在当代文学的意义危机背景中重提鲁迅，不是因为鲁迅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答案，而是因为鲁迅在勘探存在的深广度时比我们更加虚无——深刻的虚无；可是精神虚无和精神自新在鲁迅乃是一体两面。“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深陷无物之阵的生命过客为什么对我们有意义？这意义或许就在于，他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他既然不相信“将来的黄金世界”，自然不会相信“老子从前也阔过”的昔日时代。但他却相信“我只得走”。“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对我们的精神意义在于，在启蒙的确定性内部，他有着颓废的不确定性。可是，作为一个深陷虚无的精神主体，他之立心不在于向未来或过去索取确定的文化资源，而是把心立在永远精神自新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