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一些男性作家由于所处的令人忧患的生存环境和自身多重的现代身份，能够跳出传统性别秩序的禁锢，及时反思自己的性别观，并调整书写女性的基本立场。他们不仅在作品中大体完成了女性形象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还呈现出与女作家不同的叙述特征。
    与女作家注重描写女性人物内部世界不同，现代男作家更注重从女性人物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上来刻画人物，通过内外醒目的落差，达到由外而内透视人物的目的。
    纵观现代男作家的女性书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写作主题上。首先是将女性放在“女性、婚恋与社会生存空间”三者纠葛的关系上来书写。无论是鲁迅的《伤逝》还是曹禺的《日出》，他们虽然都从新女性的内部觉醒写起，但是都将写作重点放在深度挖掘新女性层层叠加的生存困境。这种由外至内的写作方法，不仅道出了新女性在“婚恋自由与个性解放”启蒙下内心的果敢，而且折射出知识女性在外部世界寻求探索人格独立与经济独立道路上内外夹击的彷徨与艰辛。
    其次是将女性人物放在“女性与革命”两者互动的关系上来书写。在茅盾的小说《蚀》中，通过对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等青年女性革命经历的讲述，作者准确地抓住了这些知识女性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状态。就同一题材而言，女作家则更执着于凸显女性人物内心的革命激情及其由此生发出来的价值判断。男作家们采用的由外而内、内外对比的写作手法，反而能直面女性在革命中的激情与困顿，客观反映她们的真实处境。
    如果说现代女作家注重描写人物内部世界而形成了以内心情绪与心理活动为主的“心态化”的叙述特点，那么，现代男作家更倾向于展现人物与外部事件的冲突，从而形成以外部事件矛盾冲突为主的“故事化”的叙述特点。一般而言，经典“故事化”的叙述模式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客观地描绘人物的人生轨迹，并对人物重大的人生选择进行理性评议。我们一方面看见男作家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更不停变换女性书写的关键词，另一方面又发现男性知识精英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对女性解放进行反思。叶紫的《星》主要依靠外部事件的发生发展来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作者通过这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叙述，客观展现了春梅姐从被压迫到被解放、从被再次压迫到主动寻求希望的人生轨迹。在此基础上，作者不仅较为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春梅姐走向革命的感性经验和情感结构，还由她的生存际遇暗示了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
    二是运用各种元素精心结构故事，使作品成为一个真正的饱满的故事，而不是片段的干瘪说教。鲁迅在构思《伤逝》这篇小说的时候至少注意到了以下三个层次：一是人物本身，这属于故事层次；二是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也属于故事层次；三是塑造人物的手法，这属于话语层次。很显然，作者对子君这一人物形象的着力与寄予的深意通过这三个层次深入地表现了出来。作者通过故事层次与话语层次的结合由外至内对子君内外夹击的处境进行了透视，这种叙述方式让整个故事显得格外的意味悠长，发人深省。
    虽然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风格多样，但是他们创作的现代女性人物在总体上呈现出“流动易变”的特点，这与男作家更容易注意到女性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面相关。
    以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为例。最初，底层劳动妇女是以苦难沉默、愚昧麻木的精神面貌出现的，如鲁迅《祝福》中呆滞的祥林嫂、许钦文《鼻涕阿二》中心机残暴的菊花、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迷信愚昧的菊英妈、《风波》中守旧的九斤老太等。男作家不仅讲述了乡村妇女苦难受害的一面，而且还要追问她们自身的劣根性、揭示她们伤痕累累的心灵，以达到思想启蒙的功效。
    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现代男作家经历了一个社会心理转换过程，男性的文本隐含作者对底层女性形象的叙述态度发生了从批判、同情到欣赏、赞扬的裂变。过去底层劳动妇女身上的愚昧麻木、苦难沉默等特点被宽厚无私、具有反抗精神、富有坚韧生命力、无私奉献等新特征所代替。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男性文本中农村妇女形象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景象，如康濯《我的两家房东》中的金风和她的姐姐、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的李香香等。这些女性先在旧社会受尽磨难，然后经过解放区革命同志的帮助教育获得了新的观念，燃起了反抗精神，最后依靠新社会的力量重获新生。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