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状态是做减法。别说是写作，就是生活，我也在做减法，减去完全无用的物品和人。这样我到死的时候就会连行军床和纸箱都没有，我还会把一次性拖鞋计算用到最后一双，绝不多出一双。我最后的岁月肯定也不会再写小说了，有人跟我讲拼的是命长，活到冰心奶奶，德高望重，我想了一下，还是想在张爱玲时期就死掉。
    我做一切减法，不写多余的字。有人跟我讲再长一点，可不可以再长一点，我要跟他分手。写作信念的背道而驰是一切信念的背道而驰。
    我只好把卡佛顶在我的头上，卡佛说的，别磨蹭。我只有卡佛，我读过的大师实在不够多，也许可能应该只有一个卡佛和他的一个短篇集。
    我头顶上的卡佛说的，他读长篇都不行了。但他说着说着就说远了，他说完野心又去说才华，他说人人都有才华，简直不像他说出来的话。
    如果卡佛也有一个朋友圈的话，他是不是怕被拉黑？
    卡佛说他有一些三乘五的卡片，写了“每天都写一点，既不抱希望也不绝望”或者“任何铁器都不如一个放置恰当的句号更有锥心之力”这样的句子。他肯定也是喜欢说得出这些句子的作家们。他们有自己的世界，他是这么说的。这样的卡片，我没有。我能够想起来的句子只有“文字打败时间”和“人民与美”，一句是冯唐的一句是李修文的。这两个人在我看来也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区别于任何别的作家。
    我的1997年的状态就是做梦，菲茨杰拉德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场梦都是一种化学的发疯形式，青春也是我二十年前最大的障碍。内心太强大的女士，青春期或者更年期，都没有任何人会想要保护她。
    我做了一个梦，拥有了最多最多的时间，我就在梦里笑出声来了。
    然后我真的有了很多时间，可是我没有很好地使用它们，我也没有对我的身体更好一点。我说过的话：“我不是一个有写作天分的人，但是我相信我的努力，因为对写作的看若生命的注重，我会努力写下去，一直到我老，站在大厅里坦然地说我已经老了这句话的时候。”
    隔了二十年，再看这样快乐又悲伤的话，是不是要放声大笑才好，可是年纪大了就不能大笑了，一笑，下巴都脱臼了。
    快乐又悲伤是什么？就是青春啊。经历过对的青春的人才会去看对的青春电影，好像《唱通街》，那个女孩是笑着说的，爸爸死了，妈妈疯了在医院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吧，因为太疼了所以要大声笑。我喜欢的《芒果街的小屋》也是这样，用最欢乐的样子讲最悲伤的话。
    中年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人在网上说发现一个叫周洁茹的挺有意思，四十岁的年纪，说二十岁的话。那四十岁应该说什么样的话？温暖的话？充满爱的话？慈祥的面容，脸颊耷拉下来？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往前走，皇冠掉了也不回头，如果写作也有一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