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文学批评面临着诸多问题和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些新难题与新课题，文学批评一方面在批评实践中渐次调整，一方面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新变化，呈现出新面貌”。这是白烨201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段话。此中信息有二：第一，时代在变化，文学批评获得了大量机会，也体验着“应对的焦虑”；第二，能者思变，来自现状的压力传导，触发了文学批评若干可喜的新变。2016年同样如此：过去的一年中，文学批评面对着新的课题与机遇，正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努力建构起一种贴近现场、真诚有效的批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重要的理论文本
    过去一年中，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事件当属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召开。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继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无疑是中国文学界的又一篇纲领性文献，它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高屋建瓴地总结、分析了中国文学界的现状，揭示、解答了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其所广泛涉及到的现象及命题都是当下文学界持续关心和思考的焦点，因此极大地凝聚了文坛的共识。这段时间以来，讲话中的诸多“名言金句”正迅速流行开来、频频被引用于作家评论家的笔尖口头，这种现象无疑也具体而微地显示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影响力。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理论评论工作提出了直接的期望和要求：“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这样的表述，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发挥全方位多层次的引导指向作用，这是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如今更收获了进一步的确认与信心。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本身便是一份重要的理论文本。正如钱小芊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一文中所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进一步回答了事关我国文艺事业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继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深刻阐述和重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涉及到的诸多命题，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广泛的讨论。广大作家以不同方式、从各自角度谈到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内容涉到诸多方面：如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中华美学资源的当代转化、文学的“人民性”、艺术创新、文学的价值引领作用与现实担当、现实主义及历史书写等等，都紧紧贴合于当下中国文学的热点、敏感点甚至痛点。许多文学界人士都提到过一个观点：总书记在文代会、作代会开幕式的重要讲话，同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样，都是回到文学的初心、重申文学的常识、坚固文学的根本，因此能直接触及若干本质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篇重要讲话，不仅是2016年重要的理论文本，也将长久烛照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
    热点话题中的现实性观照
    综观2016年的理论批评活动，几个热点话题颇为醒目。围绕这些热点展开的讨论，并非是“以空击空”的理论话语游戏，而是具有很强的当下针对性和现实观照意识。
    中华美学精神，是这些年被频繁提起、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中被反复强调的话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重提中华美学精神，这绝不是一个单纯复古主义的命题，而是关乎美学趣味的自我体认、文学艺术的主体特征、文脉文气的古今接续、传统资源的当代转换，也就是在近年来迅速升温成文坛关键词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声音”。2016年，各大文学报刊杂志刊发了不少讨论中华美学的文章，例如《文学评论》杂志2016年第3期组织了“中华美学精神”专题，陈望衡等五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入手，对中华美学精神进行了分析。
    以时间刻度为契机、对文学史及当下写作展开的整理和反思，在2016年得到了继续推进。以胡适最早一批白话诗的创作时间计算，2016年被赋予了“新诗百年”的时间坐标意义，一系列与此相关的理论批评活动由此展开：中国作协围绕“百年新诗”举办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地方报刊如《辽宁日报》也推出了30余期“重读新诗”专题文章，邀请洪子诚、陈平原、罗振亚等学者撰稿。其中洪子诚一篇文章的题目颇可透露轰轰烈烈的“新诗百年”纪念活动的深层动机：《新诗自身的传统需要我们重视》。
    对自身文学传统的审视，其本质性的意图在于明确此时此刻的历史坐标，从而参与到现实性的“此在”建构之中。对新诗百年的纪念，固然有数字年份上的巧合，但更重要的契机是诗歌在近年来的迅速回温。这种回温不仅让人看到了诗歌发展传播的广阔前景，同时也对系统性的回顾反思提出了要求。与之类似的，是“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以及从2015年便开展的“纪念先锋文学30年”活动。《探索与争鸣》杂志联合复旦大学主办“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高峰论坛，并连续两期刊发会议文章。这一主题本身便鲜明地指向了鲁迅研究的现实性意义，而钱理群、陈思和等的文章也从文明形态危机、全球化时代个体建构等角度，有力地赋予鲁迅话题以时代针对性。有关先锋文学的讨论同样如此：陈晓明《先锋的隐匿、转化与更新——关于先锋文学30年的再思考》一文，将“先锋”内化为一种文学精神，并从特定的文学史语境中移置于今日文学的创作现场，“先锋性的叙事手法始终隐匿在常规叙事的内里……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始终不懈的创新追求。”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乃至学科合法性问题，始终是理论界重要的关注点之一。自2016年第5期始，《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开设“寻找当代文学经典”专栏，主持人王尧、韩春燕在“主持人的话”里表示，当代文学应当参考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以“进行时”的梳理和批评不断扬弃并深化历史化的论述。文章同时提到，“经典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结’的定论”。可以想见，对经典的建构，是一个讨论、理解、选择的动态过程，文学的当下视野以及对未来创作的想象始终是其中不可忽略的潜台词。文学批评，理应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实主义、新乡土写作、非虚构文学……2016年其他若干热点话题，也是在已有谱系现象的剖析之中，显示出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发展、当下经验阐释的关切。对现当代文学史、重要文学命题的诸种梳理探讨，并非象牙塔里的知识游戏，而充分具有当下指涉的意味。
    
    新媒体与文学批评新空间
    2016年第六期《文艺研究》上，吴俊发表了题为《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的文章。文章认为，时代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场域、文学形态乃至审美需求，因此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在新的语境里浴火重生。这种思考颇具代表性。近年来，国民的精神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全社会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消费需求也变得格外旺盛。与此同时，公众对文学批评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当然，人们渴望的并非那种把玩概念、空炫理论、拿腔拿调的“象牙塔批评”，而是期待看到真正言之有物、言说有据、有判断凭良心的文章。作为回应，一种业界共识正在慢慢形成并付诸于行动，那就是文学批评应做到效力充分、有的放矢、及物走心、强化现场感。
    在一系列的变化之中，新媒体扮演着引人瞩目的角色。传播媒介的变化，往往会在文学内部引发一系列重大的连锁反应。以微信微博（包括豆瓣网）为代表的全新传播媒介为文学批评的效力发挥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遇：《诗刊》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已突破30万，在推发优秀诗作的同时，该公众号也不时配发诗作的评论；类似的做法同样见诸《人民文学》《收获》等传统大刊的微信平台。在“腾讯文化”、“凤凰读书”等运作成功的商业网站文学公众号那里，“作品+评论+访谈”的联袂推送也几乎成为标配。《北京青年报》的艺术评论专版（简称“北青艺评”）近年做得有声有色、时常刊发颇具专业性的文学评论类文章，微信是其重要的传播渠道。虽非始于2016年，但此种现象在过去的一年中正变得越发凸显、乃至渐成常态，它一方面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学批评对自身生动灵敏、文采斐然、关注文学现场的一面加以强化。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新媒体的普及也放大了文学批评许多内在的弱点甚至污浊。由于准入门槛降低，新媒体平台的“民主性”优点必然伴随着泥沙俱下的问题。在成百上千的文学微信群和微信公号里，我们经常能看到毫无水准、自我标榜、相互吹捧的所谓“评论”、“点评”。“拉帮结派”的痼疾，被新媒体技术兀然放大，显露出丑恶甚至荒诞的嘴脸；而被此病毒感染的“文学批评”，也已经沦落为一种互抬身价的权力手段甚至“话语贿赂”。
    批评生态的优化与文学批评新可能
    当然，归根到底，新媒体在此中扮演的角色只是“放大镜”，而非根源。正本清源，本质性的疗治还应聚焦于批评生态自身，力求改善批评生态、重建批评效力。
    “人情文章”、“红包批评”的问题被诟病已久，评论界也一直在呼唤有筋骨、有担当的批评文字，这种呼声在2016年依然清晰可闻。黄德海的《文学批评的标尺问题》一文提到“被败坏的赞扬”，其根由颇贴合现实中的症候：“一是把陈陈相因的滥调作为郑重的发现，一是假想一种作品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美德。”黄德海认为，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学批评中“敬畏的缺失”。霍艳在《提高批评的有效性，从拒绝陈词滥调开始》一文中谈到，她期待一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直接切入创作的相关问题”的批评；但事实是，许多文章只是泛泛而谈，“甚至对于作品的好坏，他们是刻意绕开的，只是作为酒后吐真言的话题”。
    文章虚与委蛇、酒后方吐真言，这显然不是理想的批评生态。其实，对文学的爱又何尝不是一坛烈酒？若批评者身心投入、足够真诚，又何需外在的“酒”来催吐真言？说到底，还是心浮气躁、杂念太多。在此意义上，《文艺报》开设的“回到文学本体”系列笔谈，正代表着一种“回归初心”、“沉心定气”的努力：“‘回到文学本体’是吁请文学研究界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的本业和职责，并冀望同行们提供‘文学’地研究文学的范式和案例。”该笔谈自2016年5月起已推出20余期，发表了一系列深入探讨文学问题的文章，好评颇多。回到文学本身、拒绝陈词滥调、思考文学内部的“真命题”，这无疑是优化批评生态的治本之策。
    批评效力的重建、强化，外在生态的改良是重要方面，同样重要的还有文学批评自身的与时俱进、生长创新。李敬泽将自己2016年在《十月》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与旧作合并，结集出版了《青鸟故事集》。这部打破文体界限的作品，既显示出优秀评论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带有某种文化批评色彩，又可作为漂亮的散文随笔阅读，甚至还夹带诸多小说笔法。新书沙龙上，李敬泽谈到，在分割明确的现代文体划分之外，中国古代历来有“文”的传统，此种传统在当今语境下有复兴的可能。我想，这里面也暗含着理论思考、甚至文学评论的另一种形式可能性。张柠原载于《小说评论》的系列长文在2016年结集出版，名为《文学与快乐》。这本书以活泼的笔风、跨学科的视野，深入分析了阿Q、贾宝玉、西门庆、猪八戒等中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探讨了“快乐”主题以及快乐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缺失问题，富于洞见又十分可读，可谓是别具风格的文学评论文章。张定浩《爱欲与哀矜》一书的出版，也引起了有关“作家型批评家”的热议。
    生态的改观、新可能的生长，需要一代代评论家的传承与努力。延续着近年来的良好势头，2016年，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熟壮大，构成了文坛上一道醒目的风景。2016年初，《今日批评百家：我的批评观》一书正式出版，收录了1998年至2015年《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96位“青年批评家”的“我的批评观”文章。在推出青年批评家方面，《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堪称一面旗帜，至今仍在不断推介新人；这本书的出版，既是总结也是期待。《名作欣赏》“当代新青年”栏目刊发青年评论家访谈、《青年作家》“新批评”栏目力推青年批评家“锐评”，也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举措。许多更年轻的评论新人正由此进入中国文学的人才储备库。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未来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