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京剧院的革命题材新编现代戏《浴火黎明》以“红岩”故事为背景，演绎了全国解放前后几位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和故事。戏曲的写意性与话剧的写实化相匹配，纯熟的音乐和唱腔，流利的身段与造型，倚仗的多是曾将高度技艺性与高度政治性相结合的京剧现代戏的底蕴，正是一部标举现实主义的京剧现代戏。
    然而，《浴火黎明》与过往大量同类题材的现实主义戏曲剧作有异。全剧令人感觉最新鲜也最深刻的人物，并非“江姐型”的邵林或“云峰型”的老徐，也非“老狐狸型”的徐远居，而是一位叫做范文华的角色。作为剧中的地下党邻水县委书记，范文华知晓游击队的营地和行动计划，这正是国民党保密局处长徐远居急于破获的情报。为动摇范的意志撬开范的嘴，徐远居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贪腐叛变的事实向范文华摊牌，这招果然使范文华由惊愕而至恐慌。原来，刘国定正是范的革命引路人，是范所尊奉和倚靠的精神支柱。当确认了自己的被捕正是刘国定叛变所为，而邵林等人的被捕又是自己的麻痹大意所致时，范文华彻底崩溃了。正当徐远居企图趁热打铁，精心安排范文华与邵林“对质”时，邵林机敏地察觉了真相，她通过痛斥范文华，向徐远居传递范对游击队并不知情的信息，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自己。在稳住范文华后，邵林进而与难友老许、陈岗等开始了重唤其初心、重塑其信仰的工作……几经反复后，徐远居无奈地放弃了争夺，找回初心的范文华与难友们共同赴难。该剧编导对范文华的塑造可谓倾注了最大的心力，将其心理及行为的变化演绎得曲折而细腻，可信又可感。正因如此，范文华既成了戏剧矛盾、人物冲突和情节突转的动力，又成了全剧的核心主题之一，即在“信仰的坚持或放弃”的传统主题中，生成了“信仰的迷失和争夺”的新主题。如果说以徐远居为首的国民党人凭物质和肉体生命对范文华实施争夺，那么以邵林为首的共产党人则凭精神和理想信念对范文华进行争夺。通过审视这一争夺的过程和结果，观众们能清晰看到国共两股政治力量对当年整个中国人心向背的争夺，进而深刻认识到历史前进的方向和人民作出的选择，再而理智认识到“狱中八条”对革命党和对执政党所提供的真正价值。
    “红岩”题材的典型人物，出自革命斗争的典型环境，真实而且感人，得到了长期处于革命斗争语境中的人们的普遍认同。尽管如此，几十年仍是短暂的。当几十年后时代和社会、观念和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便自然有人从现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对过往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新的打量和考量，其中有颠覆的，有消减的，但更多是补益性的。笔者认为，补益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了“以当代之身心，寻过往之通联”的愿望，是人之本能也是艺术之本愿。现实主义文艺作品是在什么时代和什么社会创作的，便会成为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镜子。
    《浴火黎明》不是对过往的典型人物作颠覆或消减，而是作了一种补益，即发现并创造了很有可能存在的一个人物，且很可能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现实主义的发现和创造既面向现实，也面向历史。它对历史进行发现和创造的理由是，即使过往的现实主义作品创造了再多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却也绝不能言已经写尽和演绝，后人依然有可能凭借“模拟”地进入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地根据自己的观念和发挥艺术想象力，发现和创造出某些典型人物来的——范文华便有望成为如此这般的“这一个”。
    问题的核心是，范文华这一典型人物是否可能存在于那个典型环境之中，并被当代人所发现和新塑造。这关乎整个作品的成败。笔者认为，在战争时，人们往往更希望决绝的英雄；在和平时，人们往往更相信犹豫的凡胎。可以肯定，《浴火黎明》的作者相信在“红岩”的年代有类似那样的人物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大有人在，只是这类人物会被当时的现实主义创作视为“非典型”而忽略，而到如今，他们则犹如胶卷显影一般，慢慢成为当下人们普遍认同的人物了。相似的例子是，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中的贪腐分子绝不是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却在改革年代的今天成为大量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同理，“狱中八条”未能被当年的现实主义作品强调到更高的位置，而在新创的《浴火黎明》中成了全剧的源头和高潮：“防止领导腐化，警惕干部堕落，关注党员作风，加强党内教育，重视信仰磨砺，不要迷信崇拜，切勿轻视敌人，严惩叛徒特务。”其现实意义和典型性要比过往显得愈发鲜明和强烈了。
    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前者有方法和规律作依循，从《浴火黎明》看，我们不难看出基本是过往革命现代戏唱念做打的状貌。但这些手法均受后者的驾驭，受作家艺术家基于身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作出的历史的认知、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物的发现及对艺术创造的驾驭。在各种文艺创作思维中，属现实主义所遇的困难和挑战为最大。一些现实主义创作的失败，其缘由很可能是它们描述的是当前的典型环境，塑造的却尽是过往的典型人物；或描述的是过去的典型环境，塑造的也尽是过往的典型人物。导致作品越来越难以感染人、说服人，甚至因思维的“不现实”而使方法也显得“不现实”起来了。这类情形多了，有人便对现实主义的手法渐失信心，“现实主义过时论”的提出，起因或在于此。现实主义同时具有的短暂和永恒、局限性与先进性，要求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们时刻准备好以艺术的形象思维反映时代和社会变化的能力。说到底就是拥有思想力。笔者认为创作者首先要有思想。思想是多元的、进化的，是符合现实主义要求的。有了思想，作家艺术家才能塑造出真正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这才是现实主义在永动中实现永恒的最根本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