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诗格局正面书写民族英雄，《荡寇风云》在当下的国产电影中显得稀缺而气质独特。影片以宏大的自然景观俯拍开场，奠定其大片的空间格局。画外音的讲述将观众带领到倭寇频扰的明代嘉靖年间的历史事实——在俞大猷抗倭不利的局面下，曾经三箭定胜负的戚继光临危受命，自行招募三千义乌村民，以非常手段操练新兵，以先进武器、精绝阵法武装部队，组成闻名中外的“戚家军”，在“新河之战”“花街之战”等战役中大破倭寇，成功保家卫国，书写了民族英雄的气概 。
    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需要英雄人物的价值引导。《荡寇风云》的适时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民族英雄”戚继光作为一种“神话”系统被重新构建的可能。正如学者李九如在《“卡塔西斯”之境：历史史诗电影中的英雄行动、记忆重述与影像城邦的建构》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史诗电影中，对一段英雄行动的模仿是其主干情节，而这里所说的行动，又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指的显然不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琐碎的操作和举止，而是显现在众人面前（所谓公共领域）的一种事关共同体的创建、生存和发展的英雄化行为”。
    《荡寇风云》原名为《战神戚继光》，因此可见，影片立意之初便是力图打造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英雄，而非世俗化的民间英雄。作为可以被模仿的英雄行动，势必是崇高的而非琐碎的日常生活。由此，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几乎都是足智多谋又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他先是在一场战役中三箭定胜负，赢得美名，一出场便自带英雄光环；接着，他说服了参与械斗的浙江当地居民，并允诺其利益，使其成为戚家军的主力；最后，在与倭寇的对决中，他审时度势，冷静判断，最后，一举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其英雄品格也体现在家国利益的取舍之上：在战斗的焦灼时刻，他毅然决然地先“国”后“家”，体现出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过度的戏剧夸张、借用历史人物却架空历史事实的影片相比，《荡寇风云》严格考究历史事实，使影片成为一部具有严肃气质的史诗正剧。导演陈嘉上为此不仅跑遍了戚继光博物馆以及戚继光当年战斗的场所，甚至还远渡日本收集史料。在当下的艺术创作语境中，当故事和人物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不是跟随社会潮流需求而动的时候，这本身便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所以，无论如何，该片的创作胆量与勇气值得钦佩和嘉奖。
    在笔者看来，作为“民族英雄”的戚继光，其银幕形象的扮演者选择了赵文卓，这也是该片的一大成功之处。环视当下华语电影圈，很难想象有谁比赵文卓更适合这个角色。首先，他鼻梁坚挺、眉毛粗直，轮廓硬朗，通过“黄飞鸿”系列角色，他奠定了正义、果敢的银幕形象；同时，赵文卓的武术功底满足了人们对英雄体魄的审美投射以及深层的心理依附；难能可贵的是，赵文卓极少出现在电视剧以及网络综艺节目等世俗娱乐消费媒介中，这使得他与公众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神秘感，神秘是英雄最重要的气质之一。与赵文卓同样，影片的其他角色均由一系列的实力派演员担纲。在“小鲜肉”与“流量网红”成为商业电影标配的娱乐生态下，《荡寇风云》的选角策略无疑严重忤逆了行业规则，但却撑起了电影的尊严。有一种说法——明星的脸事关国家的文化安全，这似乎是玩笑，但细细忖度，事实也正是如此。好莱坞一直通过其刚硬的男性形象向世界输出其国家形象以及价值观，而反观我们中国当下的本土银幕形象，又有多少真正具有热血、阳刚的气质？
    当然，《荡寇风云》并不是一部无可挑剔的完美电影。比如，在对英雄的理解上，缺乏立体丰满的心理维度；事关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依然没有溢出“民族主义”的情绪；导演的调度四平八稳，尽管场面恢弘，却缺乏极具艺术感的形式与风格……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荡寇风云》成为一部优秀的电影。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荡寇风云》努力地塑造神性的“民族英雄”，试图勾勒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孔与情感图谱，并揭示出一个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当然，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而言，《荡寇风云》更大的意义在于其示范作用——努力地突破当下中国电影的窠臼和禁区，使得文本内外都散发出英雄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