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话题的提出，基于两种事实。第一，新时期（1977年以降）文学，是以“伤痕文学”肇始的。随着对1977年之前社会和文学的反思与再认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在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思潮里向前推动。“反思”、“文化寻根”、“先锋”等新思潮摩肩接踵。而这些思潮的后面或者这些思潮的平台，是搭建在文学的争鸣之上的。也就是说，无论“伤痕”还是“反思”，无论“寻根”还是“先锋”，无不伴随着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争鸣。或者反过来讲，由于异常繁荣的文学争鸣，促进和推动了某一文学思潮下的文学创作。这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双向作用，使得新时期文学十年，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记忆。以致当我们今天回忆起来，这一记忆显然是美好的。即使从这十年留下的记忆里，我们将会获得重新的另外一种视角。第二，但是，八十年代后期却突然地被中断。即使在九十年代，也还有过“新写实”、“后现代主义”、“俗文学”等思潮兴起，甚至于还有过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等，但与八十年代相比，强弩之末却是显而易见的。就在这一文学思潮与文学争鸣颓势日显的时候，中国的文学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千禧年的第一个十年以及这第一个十年的继续即第二个十年（2016年第二个十年又过了一半）。我们却发现，当下的文学除了已经没有了文学思潮之外，文学争鸣也没有了。
    没有争鸣的文学，也许不能首先责怪文学批评本身。而是文学创作缺乏争鸣的先期（或预期）文本。当下的文学，特别是文学的中坚小说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当下，无论是从社会意义上的深度和宽度还是从文本的美学意义，以至于意义和形式的试验角度，当下的小说，几乎完全丧失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的冲动和多元探索。或者说，当下的小说无论触及社会问题还是触及历史反思，无论是自身民族形式的创新还是借鉴海外的新经验，似乎都处在一种冰冻状态。为什么金宇澄的《繁花》和阎连科的《炸裂志》一面世会受到多角度的关注，特别是《繁花》拿奖拿到手软，原因在于，像《繁花》这样的以旧式文本（话本）与方言建构的新文本，并与这种新文本触及某一特定市井（即上海弄堂）的繁缛和这一市井繁缛平台的各色活色生香的人生，给当下看惯了的所谓城市小说别开生面，别有趣味。像《炸裂志》以荒诞但并非无稽的故事及故事中人物命运，给当下看惯了乡村破败以及城乡对立的小说截然不同的视角与冲击。两种小说打破了当下小说某些常态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一方面表明文学因时而行的可能，一方面则表明文学审视自身后带来的可能。但与这两部小说比，其他小说便没有这般的幸运。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当这两种小说文本提供的多元指向（包括价值指向和美学指向），除了一般地肯定、表扬之外，即使有批评的声音，也只是温吞水的样式。像2016年开年面世的《极花》（贾平凹），女主人公胡蝶的命运，特别是作为一个被拐卖的女性到后来接受现实并在现实中产生（可能的）爱情这一渐变或这一哗变历程里，人生与人性，男性与女性、社会与人生、社会与人性、命运与抗争、命运与顺从、命运与改变等纠结纠缠，显然是一部有着多种视角解读的小说，显然是一部有着多种意义认知和独特趣味的小说，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关于《极花》争鸣的话题，以及由此展开的争鸣。
    文学创作的平淡，诚然给争鸣带来先天不足。但这不是文学批评可以推卸责任的理由和托词。当文学创作出现有可能引起争鸣的文本和事件时，文学批评却没有及时到位或者缺位，显然于此，文学批评应当承担责任。当文学创作呈现平淡时，文学批评不应当也随大流地呈现平淡。这里不是强调批评的重要性，也不是强调批评的力量大于创作的力量。但是，历史可以告诉当下：批评作为一种独立文本并非依附于创作的“寄生虫”，在中外古今的批评史上都不乏其例。譬如在二十世纪初期东西两端，西方三十年代的“新批评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评极大地改变和推动了西方文学进入（二十世纪）新世纪的文学面相。当然，文学批评的责任，既不来自政策的要求，也不来自口号的预期，而是来自马恩经典作家所说的“美学的”与“历史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类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形成事物。”什么是“美的规律”？马克思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件中提出两个重要概念：“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所谓“莎士比亚化”即由人的感性的充实与扩张；而“席勒式的”则仅以时代传声筒来表达。而“历史的”则要求文学承担历史和社会的某一方面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批评的原动力、批评的美学趣味、批评的社会价值取向，来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本身的规律。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学批评的责任，除了就单一文本与单一文学事件批评之外，文学批评的另一责任，就是以这单一文本与单一文学事件有可能引起的争鸣，以及承担起的责任。譬如前例《繁花》《炸裂志》《极花》等重要文学文本，倘若我们对这些具有独特个性又具有多元指向的文本展开争鸣，而不只是满足一般性的批评时，我们有可能会带动某一文学思潮的大范围讨论，从而有可能获得“集群式的”新的创作态势和新的一种文学趣味；也有可能获得对某些创作倾向的批评与纠正。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了争鸣，非常遗憾的是，我们除了获得那某一个创作文本外，其他我们则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那样的文学景观。这些决不是标签，而是那个时候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争鸣共同筑造的文学景观，以及留给当下的美好记忆和借鉴。
    一个没有争鸣的文学，文学创作（自然也包括文学批评本身）将是跛脚的。没有了争鸣，长此以往，文学创作将走向衰退。没有了争鸣，文学批评同样会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