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稍有名气开始，就不断有人找我写这样，写那样，报告文学、通讯、解说辞、歌词、职称论文、序言、家谱、起诉状、合同、碑文、对联、公告、通知。他们不相信一个会写小说的人写不了这些，被拒绝后，会不高兴地质问，你在小说里面就写过这些呀。
    如果什么都会做，我就不用写小说了。其实我自己也希望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做。如果什么都会做，写起来肯定会更好。我很少写城市题材的小说，正是因为对机构、商业、卖场、餐饮、娱乐不熟悉。写到农村时，也深感对当下的农民所思所想知之甚少，对新的耕种和秩序也不甚了解。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异常谦卑的努力。”这是我也想说的话，被萨冈提前说了。萨冈少年成名，这话似乎不应该由她来说，虽然她以真诚著称。像我这种远离中心地区，人又笨拙，写作确实是一种谦卑的努力。
    就语言而言，我迷恋准确又充满智慧的转喻，我可以专门为精彩的转喻去构思一个段落，甚至一部小说。当我陷入自我怀疑，力有不逮时，一个好的转喻是救命的良药，刹那间起死回生，并且有可能打开新的局面，让死气沉沉的句子活色生香。当然，我会特别小心，转喻一旦用得不好，就会显得做作，甚至词不达意。要让它与整部小说融为一体，常常需要神启，不是凭冥思苦想就能得到。那是上帝的一道光，这道光打进心底，恰好被一个句子接住，我不过是把这个句子端出来而已。
    除此之外，我还特别重视人名、地名、植物名。为了找到一个适合的人名，有时比构思一个情节花的时间还多。怎样的人名地名才适合这部作品，这无疑是吹毛求疵，是无稽之谈，是莫名其妙，是固执己见，但这就是障碍，一旦觉得那个名字不适合，与他有关的事情就写不下去。地名可以在地图查找，把一个小地方的地图打开，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地名，像寻宝者找到了金银岛。关于植物名，要特别感谢一本叫《中国水族药用植物志》的辞典，贵州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这本植物志里的植物出自本县，其实和贵州其他地方没什么区别。全彩版印刷，有图和植物药性介绍。每次写到植物，都会把这本书从头至尾浏览一遍。不仅仅要查看植物的学名、异民、本地名，还要知道它们的习性、花期、果实，不写出来也要心里有数，仿佛这样一来它们才能活在我的叙述里。比如还魂草，它有三十个名字。还魂草、大还魂草、 九死还魂草、长生草、不死草、长生不死草、 回阳草、 回生草、 含生草、石莲花、万年松、 石花、见水还阳草、佛手草、万年青、老虎爪、山拳柏、打不死、铁拳头、岩松、卷柏叶、卷柏炭、万岁、一把抓、地面草、沙漠玫瑰。以什么名字出现，和人物的生活习惯有关。我有时用还魂草，有时用卷柏，用还魂草大多是一个人的场景，会兼及人物内心，叫卷柏时往往一笔带过，小说中的人对身旁的一切视而不见。
    写作时的别扭是知道某件东西，却无法写出它的名字。这种东西不常见，却是小说人物常用或正在用，不把它写出来简直叫人发疯。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用多余的句子描述就像给珍珠戴花，读者看见花了，却不知道珍珠在哪儿。文字永远无法还原你要说的那个东西。这也是无法不对《红楼梦》五体投地的原因，她的伟大不是什么思想，而是化入小说的万千物品，及物时的准确与丰富使其独步天下，后世作家望尘莫及。工业化的产品看似琳琅满目，数量繁多，其实品种单调，何况大都见过，写出来也魅力大减。
    除了寻找转喻，我还寻找恰当的空间。《银鱼来》里有个大嘴巴洞，老家确实有这样一个洞，像张已忘言的大嘴。上小学时，我要么走大嘴巴洞对面的马路，要么走大嘴巴上面的小路。不同的是，这个大嘴巴洞没有银鱼，也没有水，是个干洞。洞口与马路之间的地形如同马槽，马槽下面是稻田和玉米地。洞口与马路相距三百余米。那时候总是感到恐惧，担心大嘴巴洞里有老蛇或者别的鬼怪，这种神秘感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写作《银鱼来》，它才顺理成章地来到我笔下，成了小说中的能吐出银鱼的大嘴巴洞。两者的区别是一棵树和一片树林的区别。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他们的故事也不可能像小说里那么集中。《天眼》中的燕毛顶，也是黔北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山上确实住着带刀侍卫的后人。把人物放在熟悉的空间里，就像把演员放在相应的布景里面。舞台上的景与演绎者是人为设计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一定与作者血肉相连。描述的对象已然变形，与现实中的存在相去甚远，其真实性不但没有打折扣，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作者把他印象中特别的景物集中到这些来了。
    我很少把主题确定后再去写作，“我开始的时候想到一点东西，为此而进行数年的琢磨，最终它终于形成一部书，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自己的规律和自己的逻辑。”（诺曼·梅勒）如果事先有一个主题，我会被这个主题弄得筋疲力尽，并失去创作的兴趣。我相信读者最不在乎的也是主题，这是批评家的事情。我看见了一朵云，根据经验推导它将在哪里下雨或者烟消云散。这朵云在眼睛里，在心坎上，稍纵即逝，当时抓不住，有可能再也不会出现。抓住后还得好好琢磨，让它与其他材料圆融，成为小小世界的一部分。
    激起创作欲望的最初的东西不一定是故事，也不一定是人物，也不一定是细节，很多时候仅仅是一个懵懂的自以为有意思的想法。我特别害怕把作品写得松散，让读者认为我没有激情，缺乏生活底蕴。我总是一边写一边改，对前两章尤其重视。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容易造成前半部分紧凑，而后半部分粗糙。
    似乎很少有写疲了，写累了的感觉，更多的是怀疑，怀疑是否有作为一名作家的实力，怀疑这样写下去有没有意思
    我从不为别人写作。因为我从不知道别人对什么样的文学感兴趣。每次完稿，我都惴惴不安，觉得不会有人喜欢。当有人说他一口气就读完了，很喜欢，甚至有人说我会编故事，我总是感到意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与此相反，我写作之初总是信心满满，每次都觉得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就要诞生了。从信心百倍到毫无信心，这是一种折磨，也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写作的最大动力，好作品万一真的在下一次诞生了呢？
    我只能端出我对生活的感受，这些感受绝对是个人化的，因此有可能纰漏百出，与事情的本来面目相反。写作的时间越长，文字中的感受越不可能是一时的，是几十年来记忆的积累，是我对这个世界整体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独到，更谈不上精辟，只有因为境遇的不同，和细细品味后呈现出的异样。我希望在表达这些异样时没有拔高、修饰、强调、演绎，甚至不去特别强调。它们只是一个人的灵台，是自以为是的洞若观火。我羡慕那些有思想的作家，他们异于常人的洞见确实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如果不写作，我最愿意干的事情是雕刻，将一块石头或木头雕凿成精美的艺术品。碎石或刨花从坯件上剥落的瞬间，这是多么令人着迷的过程。但每每想到自己对书法绘画音乐毫无天赋，做个普通雕匠都难，遑论雕刻艺术家，于是觉得，天啦，幸好还可以写作。虽然写得很笨，幸好还有几个铁杆读者。
    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写了那么多，并且还将写下去。我希望最终写出一部让自己骂娘的书：操，他娘的写得太好了。我希望在这本书里穷尽自己的想象力和生活经验。至于所要表达的思想，我希望它既是含糊的，又让人过目不忘。佛在楞严会上说，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小说也应该如此，情节、故事、句子，全都是譬喻。譬喻的精彩程度体现了作者的智慧，也暗藏着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本质。
    想到这部未来的伟大的作品现在还一个字也没有，会有一种向明知得不到的人求爱所产生的沮丧和恐惧，一旦这种情绪无法压下去，就会打退堂鼓，于是这部所谓的大作，有可能胎死腹中。而实际上，还根本就没怀胎哩。写作的人最容易被预设的失败和成功困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兴奋得浑身发烫。想想，还真得像赌徒一样，拿出所有本钱，孤注一掷，什么也不管，写出来再说。也必须像赌徒一样，才能摆脱写作过程中的枯燥和打不开思路时的抑郁。每天重头开始，都需要有一个继续往下写的精彩句子，否则会心里发虚，对整部作品是否生机勃勃产生怀疑。事后也不知道这些句子是怎么冒出来的，但没有这些句子是非常糟糕的。写作中的人是很脆弱的，像蜕皮中的长虫。脾气大，但很容易受伤。
    写作中最让我痛苦的是担心故事走错了方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八岁。有一天走到半道上，我不想去上学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不想去。迟疑了十几秒钟，拐上另外一条小路。自由自在地走在玉米地中间，小花小草没有让我觉得有多好，当时还没学会像成人那样假模假势地欣赏它们，赞美它们。它们不管我，这才是最重要的。自由自在的感觉太好了，不去管强烈的太阳，也不管玉米叶散发出的让人烦闷的甜腥味。一旦看见蚂蚁，非踩死它不可，这是自由自在的一部分。等到别的孩子放学回家，我也回家了。晚上，父亲先把我痛打一顿，然后拿出专门买来的作业本，叫我写检查。这是我平生第一篇作文。写作文要四年级才开始，我三年级就开始了。检查写完，跪在地上念给父亲听。他听完后语重心长地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把这个本子替你保管好，等你长大了，看我管教你是不是管错了。成人不自在。为什么要成人呢？当时理解，成人就是长大，并且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所谓的好人。现在才明白成人不自在的意思。你既然变成了人，你就别无选择了，你想变成小猫小狗小鱼小虾而不能，你只能当人。更可怕的是，在你当人期间，你的因果在前面等着，如所有错，决不饶恕，你必须领受并老老实实地完成你这一生。
    四十年过去了，写作时总会想到这件事，从构思开始，到写完最后一个字，放开想象的同时，我必须保持必要的谨慎，以免句子逃学。有时候，它们滑向一个地方，会让人觉得轻松，让人觉得看了到奇异的风景。如果不及时回头，继续往前滑，是要毁掉整部小说的。所以我有一个习惯，每天重新开始时，会检查一下前一天写出来的是否值得保存，不值得保存一定删掉，重新寻找适合的情节和句子。
    梅勒说，不管怎么样，作为作家，我们都是服无期徒刑的犯人。这话很难听，但事情却是真的。从很多情形上看，我这样的作家将会越来越少，很多人已经从事影视剧写作，甚至转向书法和绘画。利益人人都会考虑，对我而言，考虑是没有用的，于是干脆不去考虑。我宁愿去享受那种不变的孤独。一个人面对一个键盘，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这是我愿意面对的事情。就像出家人面对木鱼，它的意义在于一直敲下去，而不是追问每敲一下的意义是什么。
    冉正万，男，生于1967年。发表过长篇小说《银鱼来》《天眼》《什么是你的》，短篇小说《纯生活》《树上的眼睛》等。现居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