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实主义过时了吗?
    20世纪临近末期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一家出版社邀请，写了一本《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小册子。在我的印象中，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受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冲击，已显昨日黄花之态，但仍是那时人们难以抹去的文学记忆。按照当时比较普遍的理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不仅表现出明显的文学思潮形态，而且呈现出急促的线性发展趋势，在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其间，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90年代经杰姆逊介绍到中国，彼时正处于热潮之中。于是，我在拙作《新时期文学思潮》[1]里也按照这样的逻辑把全书分为四章，依次介绍和讨论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思潮形态”“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复归与深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等主要话题。或许是出于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殊感情，也可能是由于对新时期文学快速发展的疑虑，在该书介绍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最后部分，我提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命运”问题。按照我的理解，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产生于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和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而真正的太平盛世其实是不那么需要现实主义文学的。因此，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我们有一种复杂的态度和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们期望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因为大家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新时期之前的“十七年”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其实是比较勉强的，不用说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精神在当代文学中的急遽退化，甚至就连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和技巧层面，“五四”新文学以来现实主义叙事的多样性丰富性一般而言并没有得到很好继承，更谈不上发展。然而新时期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一改过去的颓势，不仅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得到复归和深化，而且藉此表现出进一步发展的态势，让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意识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以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和人民生活的沉重痛苦作为代价。此外，现实主义文学在通过直接干预生活来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又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牺牲文学艺术的审美本性。我们对此究竟应该如何选择?
    然而，进入90年代后不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次展开的语境下，现实主义文学很快转化为充满媚俗特征的“现世主义”文学，加上此前“新时期文学向内转”和“新写实小说”的所谓零度叙事，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冲击，人们发现，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话语实际上已经不合时宜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些过去熟悉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似乎厌倦了现实主义的老套，一些推崇现实主义文学的评论家也不再沿用现实主义批评话语。例如，作家阎连科一边写作现实主义小说，一边提出“神实主义”的口号。[2]评论家雷达则在进入新世纪后提出“新世纪文学”概念，显示了与上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告别的姿态。在雷达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世纪文学已经和正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无法把使用了二十七八年的“新时期文学”概念再用下去了。其中，按照雷达的说法，“新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潜意识里解构了中国新文学以来难以承受的意识形态之重，以便充分地展示新世纪文学在自律与他律的和谐中构筑未来的发展蓝图。[3]稍后，他又在2006年第3期《小说评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现在的文学最缺少什么”的命题。根据他的说法，现在的文学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面对欲望之海和现象之林不能自拔;第三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4]作为我们敬重的评论家，他的这些意见我也认为非常精辟，振聋发聩，但却再也看不到现实主义理论批评话语的说法。在我看来，尽管用“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去解释不断发展的新世纪文学有其合理之处，但企图以此解构文学难以承受中国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之重，可能只是某种一厢情愿，因为这一切并不取决于作家或评论家的主观愿望，尤其不取决于文学本身。而且，这里所表现出的某种非此即彼的线性文学发展观或许正是一种被称之为“浮躁”的当代文学史观。而我认为，新时期文学其实远未完成，现实主义文学也远未完成。[5]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其实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文学。这个过渡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过渡。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逐渐意识到，上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的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其实都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学，9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虽然在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与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新时期文学实际上具有一种新旧交替的过渡性特征，同时又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混合性特征。因此，我们虽然已经感受到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我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跟以往的文学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些重大的社会和文学问题的解决有待时日，我们所期望的新的文学时代远未降临。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过渡阶段的新时期文学并未完成，现实主义文学并未过时。我也因此不赞成过于强调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90年代文学的区别，不赞成过于强调新时期文学与所谓新世纪文学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共同性要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别性。
    如今，新世纪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但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个中缘由令人深思。理解这一现象从不同角度做细致的考察。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所谓新世纪文学的理解，以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延续和发展。
    二、新世纪文学真相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已有许多学者都发表过精彩的论析。善于跟踪文坛走向的白烨把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归纳为三大类型，认为文学创作进入21世纪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和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的新格局。[6]邵燕君则通过对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的分析，注意到了网络时代具有一切以“我”为中心的“我时代”特点，并且已经形成某种新的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特征在网络文学和更大范围的文学中已有突出表现，并且与“五四”新文学以来的强调“严肃性”文学传统发生了根本性断裂，产生了包括祖国认同危机、现实认同危机乃至人类基本价值认同危机。[7]评论家孟繁华先生还出版过一本名为《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的著作，认为新世纪文学呈现出叙事的坚韧性和文化的紧迫性等重要特征。[8]我认为这里所用到的“新世纪文学真相”的说法很有意思，我想在此借用这一说法做进一步的讨论。
    不过我觉得有必要首先解释一下“真相”这个词语。在一般语言习惯中，“真相”指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实情况，而且“真相”被认为只有一个。如果不同的主体都声称自己发现了真相，我们就会认为除了惟一的真相之外，其他都是假相。问题在于，所有的真相都是特定主体认知的结果，所谓真相也都是对特定主体而言的，我们如何确定哪一个现象是真相?哪一个现象是假相?这涉及到复杂的哲学认知问题。我们姑且认同只有一个“真相”的说法，但“真相”的面孔很可能不止一个，而是多个。譬如文学与金钱的结盟是新世纪文学真相之一。上海盛大网络有限公司2004年斥资200万美元买下起点中文网，此后盛大又陆续收购了红袖添香网、言情小说吧、晋江文学城、榕树下、小说阅读网、潇湘书院等六家覆盖言情、武侠等不同题材类型的原创文学网站，在2008 年正式成立盛大文学有限公司。盛大文学通过一系列商业运作，到2013年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年收入达到12亿元人民币。如今，还有哪位作家会在巨大经济利益面前声称文学是自由的呢?同样，文学发展进一步体制化也是新世纪文学真相之一。新世纪以来，国家文学体制建设总结了建国以来计划经济背景下的文学体制和80 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学体制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强化了从党委宣传部到文联作协等行业协会的体制化管理，加大了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用更强大的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优势保证社会主义文艺主旋律坚强有力。此外，作家在新世纪有了更多创作和表达的可能，这也应该是新世纪文学的真相之一。王蒙在90年代就提到，没有哪个单位给王朔发工资和提供医疗直至丧葬服务，但正因为如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玩文学”;余华也因为其写作在文学市场上获得的巨大收益得以“定居北京”;韩少功则可以做到每年一半时间在海南供职，一半时间在湖南乡下自己的“农舍”里过着隐士般的写作生活。我们或许应该换一个角度看待所谓的真相问题。新世纪文学如果有所谓真相的话，那它肯定不止一个，也应该是具有多副面孔。但我认为，新世纪文学的多副文学面孔中又似乎贯穿着某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说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曾经是新时期文学的骄傲。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从失而复得，到深化发展，创造了80年代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奇迹，以致进入新世纪以后还有不少学者谈起重返80年代的话题。[9]但80年代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手法实在有些陈旧，以致于刘心武那样虔诚的现实主义写作不断被人诟病，王蒙、茹志娟等人试图引入现代主义艺术方法更新传统现实主义，在稍后的一批青年人看来不过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小打小闹，最多只能算是“伪现代派”。[10]到了新世纪，有评论家更是声称，“有了阎连科，我们才可以说，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式的‘乡土恋歌’，以及《古船》或《白鹿原》式的‘文化秘史’，的确是上一世纪的事情了。”[11]在新世纪文学中，传统的依靠写故事进行意识形态宣教式的那样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已经比较少见了。现实主义从传统的摹仿现实的艺术方法中抽身出来，深化为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一种源于现实而又回到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这样，现实主义就以一种更丰富却又更深入的方式进入到多种多样的文学之中，实现现实主义精神与多种文学样态的结合。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延续和更新，多种多样的文学样态仍然保持了现实主义精神而获得现实感。这可能是新世纪文学迄今为止最值得重视的文学真相。比如前面提到的阎连科。阎连科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坚硬如水》《受活》等一系列超越现实的现实主义小说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一方面，阎连科的这些作品以奇特诡谲的想象力图超越现实，比如《坚硬如水》中的“文革”叙事，以所谓革命的名义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源于原欲、近乎疯狂和变态的情爱故事;《受活》更是叙述了一个类似神话的“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一个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把自己融入了现代人类进程的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的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用“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在附近的灵魂山上建起一座“列宁纪念堂”，并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从而期冀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然而人们却可以从中读到当今中国社会许多细致入微的现实情境。阎连科对此无法解释，只好在《受活》的前言中用了一种矛盾的措辞加以表达：“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不仅如此，他还在该书的“代后记”《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一文中，既把“现实主义”看做是文学真正的鲜花，同时又把“现实主义”看做是文学真正的墓地。究竟哪一个是阎连科的真相?其实他所表达的不过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副面孔：现实主义精神和他自己所说的“神实主义”方法。[12]此外，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是谈论新世纪文学绕不开的人物。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莫言常常被描述成一位现代派作家，超常的艺术感觉，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灌注作品的原始的冲动等，被认为是莫言小说最主要的特征。然而瑞典文学院在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却认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在创作中通过混合幻想和现实，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创造了一个世界，其复杂性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除了他的长篇，莫言还发表了许多短篇故事和不同主题的文章，因为社会批判性，在他的国土是一个最重要的当代作家。[13]这里所谈的莫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和魔幻艺术手法两副面孔正是莫言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所在。上述现象在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者那里被作了这样的描述：一方面，“现实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即被某种程度地悬搁起来，突飞猛进的先锋写作和背弃旧“现实主义”的理论批评的双重挤压，“现实”连同其“主义”都粉身飘散了。但另一方面，新世纪十年来的文学已形成了新的以“现实精神”为主导内容的文学生态和形态。[14]这其实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副面孔，也可以说是新世纪文学的两副面孔。如果要说新世纪文学的真相，现实主义精神与多种文学样态的结合，正是新世纪文学的真相所在。我想说的是，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发展到新世纪，现实主义仍然是我们文学中挥之不去的话题，但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想方法。这促成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常态，这就是现实主义精神与多种多样文学样态的结合。
    三、为什么还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肯定不是新世纪文学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现实主义肯定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话题。新世纪文学为什么还是离不开现实主义?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太沉重。许多人都喜欢引用狄更斯100年前所说的名言来表达今天对时代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除此之外，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文学评论很难说清楚社会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说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魅力。
    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话题可以从现实主义文学方法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两个层面来说。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基本含义是所谓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这在现代主义文学盛行的时代被认为只是一种陈旧的、老套的和缺乏想象力的摹仿。这里面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同时也包含了不少误解和偏见。现实主义文学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如它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不切实际的期待，以及沉溺于现实本身而缺乏更为丰富多样的艺术想象等。但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价值很可能被线性文学发展观低估了。现实主义文学中的艺术摹仿和艺术再现实际上有其不可忽视的甚至是永恒的魅力。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经验证明了这样一点：事物本身看上去尽管引起痛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15]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说法在文学线性发展论者那里可能显得太陈旧，但许多常识和基本道理其实不容易过时。社会生活如此，文学艺术也是如此。不然我们无法理解如今每年出版5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和制作播放四百多部一万六千多集电视剧，还不包括网络上海量的类型小说和网络热剧。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层面的问题则更为复杂。亚里士多德在讨论荷马史诗中的摹仿艺术方法时就已经暗含了某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中国古代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但总体上说，传统现实主义理论还没有有意识地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加以区别，现实主义精神尚未得到深入发展，以致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而仅仅从艺术方法的角度无法深刻理解现实主义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胡风是较早注意到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作家。他把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精神解释为“主观战斗精神”，反映了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解，而且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从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中提炼出来并与现实主义方法加以适当区分以后，现实主义精神才有可能超越具体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现实主义精神才有了与多种多样的艺术方法融合的可能。不幸的是，胡风的这种理解受到误解，被理解为延安正在反对主观主义，胡风却在提倡主观战斗精神。误解不仅导致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被刻意摧毁，而且也包括对它的善意曲解，如有的研究者以事后回溯的方式，把现实主义精神解释为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文学中的表现。[16]其实，文学精神不过是蕴含在审美追求中的价值趋向，把它抽象出来作为某种思想加以表述则是另外一件事。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思想或者一种文学世界观，不如说它是一种审美形态的文学价值取向，是作家对于文学之于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关怀。也可以简而言之，把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看做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社会正义论。这就使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超越了具体的文学方法，而成为所有文学方法都需要遵循的更高的审美形态的社会正义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世纪文学虽然较之新时期文学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但仍然存在现实主义文学滋生发展的广阔土壤，而且这个现实主义文学土壤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厚。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所展示出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甚至奇特性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可企及的。这说明，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也不过是现实对于文学的感召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深化的结果和多种文学力量达成新的平衡的结果。据说余华在200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兄弟》时一度受困写不下去，后被一则农民工讨薪自杀的故事触动而进入一种极度兴奋的写作状态。此外，像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天行者》，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机缘。我在近期还读到一位四川作家罗伟章的长篇小说《世事如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该作品以一种平淡的、不动声色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叫做回龙镇的地方的日常生活，揭示了乡镇生活的颓败和人性的裂变。记得我们当年读古华的《芙蓉镇》曾受到巨大震动。古华在《芙蓉镇》里着力强调极左的政治生活对和谐乡村的破坏，《世事如常》则不同，它的动荡是内在的，乡村的失落开始转向“人”本身，人性之“恶”的气息开始弥漫在乡村的各个角落，是“另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小说不仅彻底打破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乡村”与“农民”的诗性的想象性建构，还触摸到“人”的问题本身，探问到乡村精神文明的内部，展示了当下中国乡村的惊人变化。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哪一副面孔，现实主义都只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这可能是新世纪文学中最需要也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新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并不具有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潮背景，而是成为一种喧嚣之后走向深化的文学新常态。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代的多种多样艺术方法和多种多样文学样态共同构成多元共生的文学系统，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审美形态的社会正义论则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所在。
    [1] 周晓风：《新时期文学思潮》，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2]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花城》2008年第3期。
    [3] 雷达：《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4] 雷达：《现在的文学最缺少什么》，《小说评论》2006年第3期。
    [5] 周晓风：《新时期文学的未完成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
    [6] 白烨：《浅析新世纪文学的三大特点》，《文汇报》2012年12月13日。
    [7] 邵燕君：《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型机制的生成》，《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
    [8] 孟繁华：《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9] 参见洪子诚等：《重返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 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11] 王鸿生：《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事——读〈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12] 阎连科：《当代文学中的“神实主义”写作——在常熟理工学院“东吴讲堂”上的演讲》，《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
    [13] 《中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重庆晨报》2012年10月12日，第3版。
    [14] 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文学进程》，《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1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16] 耿庸：《关于现实主义的书简》，《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2期。
    ＊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