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麻
    本名王治中，1963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协副主席。已出版散文集《在沉默中守望》《归路茫茫》《心是苍青的岛屿》《回归大地的种子》《以右臂的代价》《邯郸道》六部，多人合集《原生态散文13家》。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散文排行榜、华语散文年度排行榜，收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散文卷》等50多个选本。曾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河北省第十二届文艺振兴奖、第十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第一节浩然文学奖三等奖。
    几年前，我密实参加了多次由政府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拆迁。拆迁理由要么是高铁占地，要么是城市道路延伸和拓宽，更多时候则是商品房建设的需要，理由永远是一致的——在城镇化浪潮下，人们需要更多的楼房。于是，那些不知居住过多少代人，有着多少年历史的村庄便在一阵阵痉挛、挣扎和呻吟后不复存在，伴随产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和啼笑皆非的段子，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欷歔的凭借。
    一些词语经硎亮相：“誓师”“军令状”“大决战”“突袭”“歼灭”“倾巢出动”“举全X之力”“X 村速度”“指挥部”等……它们超出了特定时代及语境的疆界，产生了夸张、扭曲、调侃、滑稽的多重效果。“拆迁是中心的中心，压倒一切”，传递让人颇费琢磨和思量的信息，营造了“狂飙突进”般的高压气氛。
    我记得一个城中村的消失。高音喇叭的政策广播几无间断，夜越静而声越远。色彩缤纷的宣传单撒满街道，为村庄铺上一层虚伪的节日盛妆。在开始的消极抵制、僵持不下后，平衡终被打破，有人“私下”或“偷偷”与拆迁指挥部签了协议。而一俟协议签下，怒吼着的推土机和铲车立刻不管不顾地执行捣毁的命令：一座座房屋在人们注目中被撂倒，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不到半个月时间，一个有着五六千口人，数千间房屋，占地数平方公里的村庄像溃堤一样坍缩下来……
    一天早上，我带了相机，踏上那片已经尘埃落定的村庄废墟。四五个外地人拎着液压罐切割钢筋。几只饿狗耷拉着尾巴在上面嗅来嗅去，寻找往日主人生活的气息。在一堵挺立的照壁墙前，我看到了不久前见过的熟悉的字迹——一个大大的“福”字，墙面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昨天翻了过去，留下影影绰绰残破的梦景。东屋剩了半堵前墙，在窗户部位，一截发黑的钢筋扭曲着伸向空中，一只燕子孤独地立在上面。这就是《阁楼上的母亲》中“我”看到的那只燕子。在我注视下，它不无惊恐和茫然地飞离，消失在视线之外。我不知道它去了哪里。我惦记着它。当我开始敲击键盘时，我让它栖止在了我的文字里。
    我们负责说服村民搬迁。当他们与“拆迁指挥部”签下“同意拆迁协议书”，铲车攉倒门楼或者在房屋任何一处戳开豁口时，任务就告完成。
    我注意到了一个再婚家庭，夫妻年龄大约在三十七八岁上下，有三个孩子。大女儿为他和前妻所生。他们属于较晚搬离村庄的那一批。在签下协议决定搬迁之后，她用了一个早上又半上午的时间，将被子、衣服、日用杂物等包成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放在床上、沙发和地上，等待他的男人租车回来。她一边收拾打包，一边不住地默默流泪。她的眼泪一刻也没停止过。我惊异于她怎么能四五个小时不停地抽泣。她一定想起了盖房的艰辛，为住了不长时间就要拆掉的房子惋惜。她将永远失去它。她的悲伤无处诉说。她从屋里出来，阳光照在她身上，她的双眼红肿得像熟透的桃子。我们不敢正视。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她。搬迁是容易的，而与村庄、环境、房屋、庭院、往日生活的联系最难割舍。她身上背负了太多东西。她让我产生了写一位母亲的想法。这个母亲应该历经沧桑，内心丰富而脆弱，于是，“我”年迈的母亲出现了。那只燕子是她的现实境遇的写照，也是精神的化身。对子女而言，有母亲在就有家在。而母亲却沦为既没有故乡也没有家园的人。这是深重的悲剧。这场斩草除根的彻底“变故”导致了她心理及生理的异常改变。
    我很少写小说，迄今为止只发表过三篇。2006年写了两篇，幸运地发表在当年的《长江文艺》上，更多时候是在散文写作的路上跋涉。小说创作在我是一项不得门径而入的艺术，但没有就此打消尝试的念头。当拆迁题材被不少作家写进“非虚构”文本，获得叫好时，我觉得自己不妨抛开熟悉的散文样态，尝试虚构的方法。然而，散文写作的阴影犹在，它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制约了我的想象力。当“母亲”身体发生一系列变化时，我知道某个地方的转换有些生硬，不仅仅是超出了人们能够接受的常识范围。我一直没有找到那个恰当的让人信服的过度，但又不想废掉它。我把它搁置一边，等待某一契机的降临。
    再次打开文本，是两年之后的事情。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母亲在身体变异后从窗口飞出的情景，只有在“我”梦中出现才合情合理。在梦中，我们可以让一艘捕鱼船在陆地行驶，可以骑着板凳甚至凭空飞离地面，可以与故去多年的亲人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女儿相逢，那么，让一个重病的母亲实现飞翔的愿望，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小说定稿后，一位专家读到了它。他说，有关身体变异的小说早有人写过了。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我猜想他认为我摹仿了卡夫卡或布鲁诺·舒尔茨。我的天啊，简直太抬举人啦。卡夫卡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是多么清晰的交代，当他意识到身体的变异时，变异已经完成了。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变形记》应该译成《变形之后》更合适；布鲁诺·舒尔茨的“父亲”好像在一出场时，就已经变成了鸟或者蟑螂，即便是逐渐变异也没什么。“我”母亲身体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少年时掏鸟窝的体验为我提供了摹写的样本。一个顽皮的小伙伴下到废弃的井里掏麻雀（实在是罪孽）。小麻雀们出壳不久，正长羽毛，那些角质化的东西布满全身，像针刺一样穿透它的身体，让它显得其丑无比。邻居背地里议论“我”母亲，说她变成了一只鸟，这便是她变异的源头和凭据。应该提及的是，卡夫卡与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确实为我们树立了变异的样板。他们成了大师，作品成了经典，成了文学的某个传统。应该允许写作者从经典和传统中汲取营养，获得启示。事实上，当一个人开始写作时，难免受到经典和传统的影响，这注定是他的宿命。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