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0年前，去贵州参加一个笔会。我们赴乡间采风，一次偶然的交谈，结识了她——那是我认识的真正意义上的留守女人。新造的屋子宽阔荒芜，清冷的水泥四壁，与满屋子的时间一起，淹没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时值春天，世界翠绿，所有一切正往暖里走，这母子俩却依然穿着冬天厚重的棉服。递水杯时偶尔碰到她的手，冰彻，寒至心底。
    那些年，我一直在写小说，与各种虚构的人物打交道，邀请他们出入我的文字。在生活之外建立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所谓文学的真实。
    短篇小说《小艾今年十三岁》，女孩小艾13岁，与祖父留守在家。父母离家多年，每次寄回来的鞋子都不合脚，他们忘记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不是太长，就是太小。
    做电影的何先生，通过朋友联系上我，打算做关于留守孩子的电影，读了我的几个关于留守家庭的中短篇小说，欲沟通合作意向。正逢798独立电影展，我们约在一个播映处见面。天寒地冻，暖气很充足。我们从独立电影题材，聊到外面呼啸的寒风，就聊到了小艾。
    相谈甚宜。直到谈到是否真实展现小艾怀孕，我们之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歧。
    真实是底线，我无法对世事视而不见。13岁的小艾在一个春天的夜晚，与跟着戏班子外出寻找父母的17岁男孩，相拥于荒凉的戏台，取暖，安慰。
    然后，问题来了，我看到的真实，是否是客观意义上的真实？目击者描摹现场时是否直抵他者内心？
    何先生说，让13岁的女孩怀孕，过于残忍。作为父亲，他不忍。
    我也不忍。对小艾的怜惜，我更甚。
    当然，电影没有做成。有关生活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我们无法达成共识。事实上，我们都不忍直面。
    2012年，我开始在中国大地行走。绿皮火车，刚从井底回到地面的煤矿工人，每年去新疆奎屯摘棉花只为了去巴扎赶集的女子，在山村吃素念佛不杀生的壮年男子。作为目击者，讲述一个个陌生群体的故事，给另一拨陌生的人听。尖锐的家庭关系，危及生存尊严的某些力量，一路延伸向远处的写在大地上的红十字架。记录，非虚构，强大的现实面前，我常恐笔力不逮。
    回到书房，整理照片，听录音，翻看笔记，世界再次重新打开。写小说10多年，着迷于虚构带来的无限魅力。此刻，现实热气腾腾，作为目击者的我却束手无策，我不知如何把“实录”转化为最为贴切的文字呈现。以往的写作经验迅速隐退，取而代之的是触手可及的真切的人和事。置身生活现场，介入现实内部，带给我庞杂的生活枝蔓，取舍，用细节来连接文字与“地气”，从而打通脉络，找到现实真实与文学真实的路径——非虚构写作给予我极大的挑战。
    非虚构不是实录，我们关心关注的是“实录”之外的理性思索和独特感受。即：实录初衷，实录立场，实录之后的哲学思考与现实意义的把握——以及“实录”的文学性。
    《留守女人》的写作，某种意义上说，是虚构创作与非虚构文学间的落寞转身。不消说，很长一段时间，与我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和事，自觉不自觉地代入其中。如果说，曾经感同身受于某个小说人物的悲欢离合，那么，非虚构写作带给我的，却已如根系，植入在心里。时时反省，非虚构，是否只是目击与实录？那远远不够，得有提炼，关于用心记录的一个群体，一种现象，期许有高于实录本身的见地。
    而我能做的常常只是记录，无法还原遇见他们时的气候和温度，但我能看到他们的眼睛。我们总是长久地对视。从第一部非虚构《留守女人》开始，到记录迁徙10年离乡背井的移民群体的《他乡是故乡》，再到新出版的以中国麻风病防治60年为背景的《一百年的暗与光》。我不再钟情于虚构一份情感虚拟一份情绪，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忍再回头重读虚构出来的故事。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虚构的力量如此单薄、弱小。那种之前追求的轻盈气息，在一节节火车硬座车厢混杂的汗味中，在那些长年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儿童面前，显得遥远而羞愧。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并非厚此薄彼，只是，生活这把匕首太过锋利，太过刻薄，高远辽阔。容不得我轻慢。
    事实上，从小说转向非虚构，是我遭遇的一个创作困境。历年走访、记录、积累，从生活的层面来看，的确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一度放弃小说，却又心心念念，饱受相思之苦。不可否认，我已走出之前絮絮叨叨式的写作，向往广度深度的叙述，然而，那些看似丰富的经历，当我试图把它们用小说的方式呈现时，气息、内容，甚至情绪的掌控，依然是纪实的痕迹。
    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纪实式的小说是否能成为我一段时间的小说训练。摘下一个苹果，是把苹果做成樱桃，还是吃了苹果，融入血液后，重新栽种出一棵樱桃树来。这是我近些年需要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非虚构写作几年，于我，像是重生，饱经沧桑之感。坦言生活没有亏待自己，是不容易的，即便从生活获取很多。归结到创作，似乎更为挑剔，甚至语言上有轻度的洁癖，不忍看某些过于残忍的场景，一如我们不忍13岁的小艾有了身孕一样。
    坦白说，当初决定从小说创作转向非虚构写作时，是抱着私心的。小说之泉已然枯竭，我想探求另一种生活真相，到远方到陌生的领地获取不为人知的秘密，来充实小说创作。一头扎进现实之中，在乡村教会，在一所全是留守儿童的学校，在一个哭泣的年长的村支书面前，我的笔除了客观的记录之外，不能再有多余的讲述。
    但，即便如此，我深知，这也并非是生活的全部。
    在不断质疑中修整，完善。但内心依然凄惶，不知如何以最熨帖的方式叙述蓬勃的时代，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他们未竟的梦想——爱与被爱，坚守与疏离。从不放弃追求，却也从未获得。这大约便是现世记录带给我的虚妄感。
    近些年，对于非虚构的畏惧，欲罢不能又芒刺在背。我想说的是，越来越觉得非虚构的圣洁，令我敬畏。生活的长河奔涌向前，日出苍茫，日落苍凉，都是生活的原味，不敢轻易下笔。强烈的对于非虚构这种文体的挚爱与重度洁癖，让我心生怯意。
    向他们致敬，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们。他们的希望与荣耀、挣扎、卑微，他们那彻头彻尾的痛，像一件千疮百孔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像千万根细密的针，扎进一个非虚构写作者的内心；他们款待生活的点滴之暖，是新摘的棉花。
    有气息、灵魂、温度。